马丁・雅克：中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其后果意味深长。在西方，至少在二战后这个时期，我们总是认为合法的国家，绝对是一种民主的运作方式，并且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中国模式却颠覆了这个逻辑。在西方看来，中国没有民主，但它的国家有着很大的合法『性』，我认为比任何西方社会的合法『性』都大。如果国家的合法『性』所指的主要或只是民主的运作方式，那么像意大利这样开展大量选举的国家理应有很大的国家合法『性』。但事实却相反，在意大利，国家由于长期缺乏合法『性』而衰弱。
其原因是，意大利人对国家持极怀疑的观点。他们不认为国家是其正当代表，实际上，很多意大利人认为国家要么是非法的，要么只是部分合法的，而后一种观点更为普遍。这就是为什么避税被许多意大利人认为是完全合理的，为什么他们选贝卢斯科尼为首相的原因所在。这个人曾为了其个人目的公然使用国家权力，以保护自己免于对其用非法手段建立媒体帝国的指控。在意大利，国家之所以长期缺乏合法『性』，源于复兴运动(150年前的意大利统一运动)只是部分获得了成功。它从来没有降服其他势均力敌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认同资源，从而成功地使意大利人首先效忠于自己。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仍然是分裂和脆弱的，人们所效忠的对象也都势均力敌，国家无法像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一样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及相应的合法『性』。
从意大利的经验来看，很显然，民主并不一定能确保国家的合法『性』。而且，与当今西方的常识相反，民主绝不是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使我们又回到了中国的问题上。在中国，国家合法『性』有两个基本来源，但都与西方式的民主无关。第一个来源也是国家合法『性』的首要原因。即中国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民族国家，尽管在20世纪中国就自称是民族国家，但它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在西方国家，最主要的认同来源是民族国家;中国则不同，其主要的认同来源是中华文明。
近代中国的历史不是追溯到约19世纪末民族国家规范的采用，而是可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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