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可是比“同袍”、“同娼”、“同赃”还铁的同窗、同志加战友关系。同一科二三百人，经过十多二十年奋斗，总有几个爬上了高位，剩下的人只要和他们拉好关系，都可以混个肚子圆。
此外，在某些重大政治事件站过队也是资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好比参加过长征、打过曰本鬼子、蹲过渣滓洞一样，参与维新变法并被革职也能成为一种显赫资历。
就张元济所在的光绪壬辰科中，眼下位居三品以上的就有学部右侍郎宝熙、宪政编查馆总务处帮总办汪诒书、云南按察使汤寿潜、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等人，这些都可以成为张元济上进的助力。wwhotskhotskhotsk最最关键的是，在分管京师大学堂的学部里，左侍郎孙元起、右侍郎宝熙都是张元济的熟人！
孙元起趁热打铁：“希望您在执掌大权之后，能洗刷旧习一整乾坤，使得京师大学堂成为能和经世大学媲美的京城第一高校！”
张元济莞尔一笑，径直去了。至于之后究竟如何打算，就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度久去不归，再也没人给孙元起分析朝中风云变幻。孙元起只得自力更生，在批改作业、撰写论文之余，抱着邸钞、报纸暗自琢磨。这一乱看，倒让他发现了某些清末不为人知的细节。
在历史书上，总会描述清末zhèngfu有多么颟顸无能、官员又是多么昏庸。孙元起却在新闻中看到一个举步维艰的zhèngfu为了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做出的各种努力：颁布法律，兴办学校，抗洪救灾，修筑铁路，禁种罂粟……其中最让孙元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清zhèngfu对于西藏事务的处理。
无论怎么说，在清朝以前，中原对西藏的关系除了和亲就是羁縻，谈不上什么有效而直接的管理。只有到了清朝，中央zhèngfu才开始涉足西藏的权力分配，并且越来越重视。到了晚清，原有的藩属都丢弃干净，对西藏的控制却更上层楼。
孙元起所能找到最早的邸钞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就在该年正月，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提出十九项改革措施，在西藏推行新政。随后，驻藏大臣联豫在西藏开办藏文中文传习所，还有白话报馆、施医馆、商品陈列所等一系列公共基础设施。
到了1908年春天，朝廷已经注意到西藏上层僧侣中存在明显分离主义的倾向，更是加强对西藏的经营。一方面任命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准备入藏；一方面要求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与赵尔丰密切配合，西藏所需各种费用由四川随时接济。清廷罕见地采用兄弟搭班的方法，避免出现互相扯皮推诿、倾轧构陷等状况，让人、财、物各种接济均能落到实处。
西藏上层僧侣自然不可能坐视朝廷排兵布将而无动于衷，马上对赵尔丰进藏提出异议，并设法阻止。朝廷为了避免矛盾激烈化、表面化，只好对意气风发的赵尔丰喊了一声暂停。但另一位驻藏大臣联豫继续小动作不断，又在西藏成立陆军小学堂，调四川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的毕业生为教习，名义上是训练新式军队，实际上是培养亲朝廷力量。
就在这一年九月，经过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多次请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终于允许他来京觐见。此次进京，土登嘉措除了表忠心外，还有许多小心思，比如窥伺西太后和皇帝的健康状况、与外国在京势力相勾结。当然，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争取获得单独奏事的权力。
按照清初的规定，西藏所有事务必须先禀明驻藏大臣，再由驻藏大臣代为向朝廷转奏。如此一来，无论是、班禅，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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