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上所询可为财计？”
多尔衮眉头紧皱，盯着她一言不发。
钱昭曾被以为大字不识，说她笨也不是一次两次，料他不屑同她说话，故而不以为意地笑道：“当世儒臣大约都以清贵为要，以为‘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王上是否无人可用，因而竟于殿试出这样俗气的题目。”
听她语带嘲讽地切中要害，他眉心微皱，半信半疑地问：“此稿真是你所作？”她才多大，又是女孩儿，便是聪颖过人，也不会整日琢磨这些。
钱昭不答反问：“王上究竟想问什么？最紧要应是凑足军费吧，也许还有整修禁宫需支银钱？”
多尔衮干咳了声，问：“文稿中提及朝廷欲增岁入有缓急之法，缓法如何？急法又有何策？”
钱昭知道他最想听什么，却微微一笑，慢条斯理地说：“缓法么，也分远近，近法两三年内便有成效，远法则无十年之功不可成。”她顿了顿，忽然话锋一转，问道，“王上可知银从何来？”
多尔衮不明就里，摇了摇头，不知她为什么有此一问。却是多铎答道：“银自然是采银矿得来。”
钱昭看着他笑道：“银矿产银没错，但我朝银矿皆不富藏，开矿之利往往不抵为此征役民夫开立官衙之费用。自宋以降，中原之地都是用钱或钞为币。隆庆之前，朝廷禁于民间买卖用金银，市面存银亦不多，然海禁一开，外洋之银蜂涌而入，时人对银如饥似渴。你们大约有没有看过崇祯年传教士艾儒略所著的《西方问答》一书，其说西来诸商，与我国交易，每岁金银不下百万，其银除其本国开采外，大多来自海外亚墨利加（注：即美洲），盖其地之矿，广而且腴，计十分土，金银且六七分。”
她所说为两人前所未闻，虽然话题绕远，也不由听得入神。多尔衮长于军政，于财赋上所知甚少，如今赶鸭子上架，颇觉吃力。故而他虽急于获知敛财之道，也不晓得白银来源与税赋有什么关联，但听她娓娓道来，也很有些趣味。
钱昭喝了口羊奶，又道：“除西洋银外，还有日本每岁舶来白银三百余万两。与西洋通商大约都经吕宋，近年不知为何交易几近断绝，若不是东洋尚有银货从宁波或月港入口，恐怕闽浙景况会更加凋敝。”
多铎还在琢磨远不可及的“亚墨利加”是否真是遍地金银，多尔衮却在她话中听出些蛛丝马迹，问道：“文稿中提及‘银祸’是否与此有关？”
“王上问得好。”她笑赞道，“江浙闽广民皆逐利，种棉养蚕比之种植稻粮得银为多，故而闽浙皆需从外购米。一旦贸易中断，丝棉瓷器销路不畅，价必跌，唯有米粮暴涨，如此一来不论农商皆亏蚀巨大。”她停了停，扶腰往后靠在多铎身上，继续道，“这些暂且不提，说回缓法之近策。其实很简单，明季于海商征纳十分微薄，‘水饷’及番舶抽分微不足道，只要仿照宋时由市舶司对外洋商船加征商税，每岁大约能获银两百万两以上。”她说得简单，其实此计不好把握。明时无论是往吕宋还是日本，海船多走私，况且满清既无水师也无懂商税之才士，要学宋制恐怕有心无力。这篇策论本来便不是写给清廷，既然他问，就别怪她胡扯。
“两百万”说得多尔衮心头一热，但胶着的战事却立马泼了他一盆冷水，皱眉道：“闽浙两广都不太平，郑成功还蹲在台湾，近一两年怕是不行。”
牧槿奉上一杯温热的白水，钱昭不急着喝，捧在手心，笑道：“用兵，那是王上您的事了。”
他的警醒让她有些许失望，但转念一想，若多尔衮真那么容易头脑发热，恐怕现在根本不能坐在这北京城里。她抿了口水，继续道：“兵荒马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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