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准觐见的官员等到太监离去的脚步声消失之后，就跪倒在地，开始陈述自己的事情。如果有必要，皇帝、皇太后会问他问题，以便得到进一步的解释。等到觐见结束，那官员就站起来，向外走去。乾国人从不倒退着出去，他们并不认为把背对着君主是失礼的事。”
“那些不得不常常人朝见驾的官员们想了一个好笑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双膝。他们进去之前在膝部裹了厚厚的垫子，这么一来跪在石板地上就舒服了。乾国男人穿的是长袍，膝部的垫子当然看不出来。”
“皇帝的年纪还很轻，当时依然充满着孩子气。各部的长官里面，许多都是老头，有的人叙述事情时肯定对细节说得太多。年轻的皇帝听着几个这样的老头喋喋不休地搬弄细节，常会显得很不耐烦。大臣抬起眼睛对皇上看是会被认为‘有失朝仪’的，所以那些老头在七拉八扯这种乏味的细节时，年轻的皇上往往悄悄离开宝座，从丹陛上溜下来。当那可怜的官员抬起眼睛向皇上叩头时，他只会看到一张空空的宝座。皇上本人在大殿后部的屏风后面，也许已经喝了5分钟的茶，或者作了什么别的消遣了。”
“关于皇帝、皇太后的神圣性，我注意到一个奇异的事实：这种神圣性似乎只属于作为统治者的他们，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他们。当他们在朝会大殿发令宣旨的时候，对他们说话只能跪在地上。在宫里，在私下的时候，当他们下了一道旨或是任何牵涉到公务的命令，则接旨的不论是侍从、近臣、大员还是亲王都会跪下。凡同皇帝、皇太后作正式交谈，不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别的地方，臣下必定跪地启奏；但倘若他们是在私下之时而话题又是普通的事，则对他们说话就随便得几乎亲密了，近臣甚至普通的侍从这时都是站着说的。不过如果在这亲密的闲谈之间忽地插上了一条命令，则侍从仍会当即跪下接旨。”
“磕头是作为一种感谢的方式，并不用于问候招呼。象戏楼上每次表演开始和结束时，演员都向皇帝、皇太后磕头，先是感谢被荣幸地允许在他们面前表演，后来是感谢得到的这种荣耀。官员们磕头感谢皇帝、皇太后的召见，或是感谢已经或将要从皇帝、皇太后那里得到的恩宠或赐予。并不是宫里的人或者在觐见皇帝、皇太后时才磕头：彼此地位身份相近的人有时也会对对方磕头，以感谢所受到的某些大恩。磕头时跪三次，每次再头磕下去三次，要碰到地。外国人磕起头来会显得奴性十足、极其难堪，但乾国人磕头时是很庄严的，看上去并无不雅和屈辱之感。这是种传之已久的表达谢意的方式，这种乾国传统可能起源于朝臣的性质有如奴隶的时代，可是现在对磕头的人来说就完全没有了奴隶似的低人一等的意思。”
“祭祀孔子的典礼结束后，在朝会上，一位大臣向皇太后提出，鉴于那位因为贪污罪和谋杀罪而被投进监狱的重臣是已经故去的大乾帝国最忠诚和有名望的大牙曾伯函的弟弟，弟弟在犯罪时哥哥不但没有阻止，还处处替他打掩护，因而也犯了欺骗皇帝的罪过（这在乾国是极大的罪），他要求追究曾伯函的责任，取消曾伯函‘文正’的谥号，还要将曾伯函的画像从祭祀孔子的偏殿里撤下。他的建议在朝会当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官员们分成两派，互不相让，两位亲王敬亲王和纯亲王都无法制止，而皇太后一开口就平息了争论。皇太后说，曾伯函身为兄长，在这件事上的确有很大的过错，但他的功劳是主要的，过错是次要的，作为家里的长兄，保护幼小的弟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尽管弟弟无法无天，但过错不能够全部由长兄来承担。如果把曾伯函的功过按照比例来计算的话，他的功劳是十分之七，过错则是十分之三，况且他已经去世了，只要将他的过错写成祭文，在他的灵位前焚烧掉，让他的灵魂明白他犯了过错，但朝廷宽大为怀，免于追究就可以了，追夺谥号的话就太过分了，不过将他的画像移出孔子的宫殿是应该的，因为他的德行上毕竟有了些许的瑕疵，不再适合陪伴孔圣人了。皇太后的睿智意见得到了两位亲王和参加朝会的大臣们的一致赞同，也让我从心里感到佩服。”
翁叔平是在家里听说曾伯函的画像给移出了孔子祭殿的。
当门生高弘超告诉自己这个消息时，翁叔平只是冷笑了几声，等高弘超走后，翁叔平却迫不及待的命书僮展纸磨墨，写起字来。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欺君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看着自己写好的楹联，翁叔平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副楹联，他打算找个时间，焚化了给曾伯函送去。
就在这时，侄子翁正罕兴冲冲的跑了进来。
“叔父！看小侄今日为叔父寻得了什么！”翁正罕兴高采烈的将一卷略有破损的卷轴捧到了翁叔平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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