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缺乏海洋意识，也就不会存在多少发展近代海军的土壤。
农耕文明状态下的大乾帝国也并不是没有重视海洋的时候，不过，海军舰队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意志而不是全民的意识，一旦主事者“换届”，新上来的不具备这种意志，那么对海洋的重视甚至是兴趣也会戛然而止。
长年农耕文明的天然限制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古训使得大乾帝国政府的年收入一直十分“固定”，即便是年景好的年份也不过在7000万两白银上下浮动，贸然加赋是要冒着天下造反的危险的。可是每年的收入固定、用度也是固定的。每年的结余也就这么点儿，而海军是公认的“贵族军种”和“吞金巨兽”，大乾朝廷每年结余的数百万两就算全都投入进去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钱不够用的时候能用的方法无非只有两种：开源和节流，但是作为一个农耕意识浓厚的民族对于加赋是极其反感的。加赋就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但是如果不加赋的话，“开源”基本就没有可行性。
那“节流”是不是行呢？当然不行，因为财政收入就必然要有支出，可是支出的项目都是早定好的。每一份支出就牵涉到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八部子弟和内务府的那一份是万万动不得的，这一动他们能拆掉整座紫禁城；青旅的军饷也是别想的，虽然这些人打仗不中用，但是闹事的本事还是有的；长江、黄河流域的百姓盼着治河经费；灾民指望着赈灾款；官员们的俸禄、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种种开支。在这些传统部门面前，像福州船政、江南制造局这样的洋务部门就形同“想要分财产的后娘养的”，自发形成了一种本能的敌视心态，所以一有机会就群起而攻之。
自从洋务运动展开的那一天起，各方面对洋务派的攻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攻击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于“洋务派妥协卖国”或者是“保守派因循守旧”。而是包括手里掌握着舆论权柄的士大夫阶级在内的全体大乾帝国人不明白海军是用来干什么的。
既然不明白创办船厂、建立海军是干什么的。同时这些又牵涉到诸多油水颇多的“配套设施”，比如煤炭、钢铁、电报、铁路等都大有油水可捞，自然会遭致各界的怀疑和非议，尤其是以“骂人”为本职工作且掌握舆论话语权的言官御史。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在于：洋务派不容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从事洋务者往往被认为是“事鬼之徒”（等同于卖国贼）。这种观点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海军可以说是全社会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每当国家“银根紧缩”，节流经费的“快刀”第一个砍向的就是“花钱大户”海军和其有直接联系的造船机构，与户部和地方争夺经费成了北洋水师缔造者李绍泉、历任船政大臣和江南制造局总办任内的“必修科目”，太多的精力耗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扯皮之中。进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施加在海军、造船工业乃至整个洋务运动之上。
大乾帝国造船工业遭到的漠视本质上是因为整个民族沉醉于过去曾经拥有的辉煌和骄傲、对新生事物的漠视以及农耕民族对海洋固有的畏惧心理作祟、海洋意识缺失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大环境的限制下。大乾帝国造船工业乃至洋务运动的进程的举步维艰也就不难理解了。
林义哲很早的便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一直试图从中央层面来推动改革，但却因为行事过于操切，激起了强烈的反弹。虽然有两宫皇太后和敬亲王撑腰，也是难以招架，而在他英年早逝之后，海军的发展不可避免的放缓并趋于停顿了。
而林逸青通过一年的巡视海防和同北京城里的权贵接触，深刻的了解了这一点，决心吸取林义哲的教训。用另外的“曲线救国”的法子，来达到推动改革，加速海军建设乃至洋务运动的目的！
这第一步，就从换掉船政关防，利诱一位郡王来船政当招牌入手！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把既得利益阶层拉进改革者的队伍当中，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改革捆绑在一起的话，反对的声浪，无疑便会大大的减少！
“可要换关防的话，这船政大臣的位子，我是不是也得让贤了？”何儒章失笑道。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都是亲王出任总理大臣，咱们船政就打矮他们一点，好歹也得个郡王来坐镇才好啊！”林逸青笑了笑，从怀中取出了一张纸，交给了何儒章。
何儒章接过纸看了一会儿，眼中渐渐的放出光来。
“这办法好！瀚鹏，真有你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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