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编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洋枪队的增设。淮军初起，以营为单位，每营由刀矛、小枪、抬枪、劈山炮等队混编。彤郅元年8月，淮军各营已编配洋枪小队；淮军程雪琦部于10月还组建了洋枪营。这在当时已算是一种新式编制。其次，是炮队的编成。彤郅三年5月，淮军由程雪琦和刘铭传所部炮队，组建成专门的炮兵部队。旋又接管常胜军炮队600人。次年，淮军共组建开花炮队四营，均装备了开花炸炮。到光旭三年淮军仿德国炮兵营制，组建新式炮队19营，装备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114尊。此外淮军还增编了名为“长夫”的“工程兵”。长夫之制本于湘军，每营设180人，承担搬运弹药、军装、抬枪、劈山炮等杂役。随着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改变，淮军的长夫则主要担负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和疏河、修路等工程任务，与西方早期的工程兵相似。此外，淮军中编有骑兵部队。骑兵虽属乾军旧有建制，但淮军的骑兵已与旧式骑兵不同，弁兵皆装备双响短洋枪。
淮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必然导致采用先进的训练方法。淮军刚到上海，李绍泉就密令其将弁学习外国军队的“临敌布阵之法”。随后，淮军将领刘铭传聘请一名法国军官，在营中教练施放洋枪。从彤郅二年开始，李绍泉便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李绍泉又在德国选雇德军退伍军官24人来华，到淮军各营教练枪炮技艺和西方战阵新法。
淮军的近代化之所以发生和不断深入，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是经过两次禁烟战争的沉重打击后，大乾帝国统治者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开始惊醒过来。面对西方的武力挑战，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识到刀矛弓箭与枪炮船舰的差距，提出效法西方以求“自强”。显凤十年，敬亲王宜欣等人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则器利兵精、临敌自不虞溃散”。在宜欣的倡导下，作为洋务运动早期主要内容之一的练兵活动，在沿海地区逐渐开展起来。次年，通商大臣崇厚首先在天津聘请英人教练青旅兵丁使用洋枪，总理衙门亦派京部兵丁赴天津接受训练。彤郅元年6月，宜欣等给上海、福州督抚将军寄去天津练兵章程，令其仿照天津情形，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兵丁。两广总督劳崇光也奉命于8月聘请英人训练广州部、旅各营兵丁。请洋人，用洋枪的练兵活动渐趋高涨。
在上海地区镇压圣平军的淮军，自然被卷入到这个练兵活动之中，淮军到上海不久，李绍泉就接到朝廷上谕：“务当体察洋人之性，设法牢笼，上海洋枪队颇资得力，外国人时常夸耀其力，该署抚不妨多为教演，以鼓舞洋人”彤郅元年，总理衙门两次函令李绍泉“练中土兵，用外洋法”。于是，李绍泉大办洋务，大量购制洋枪洋炮，聘请洋人训练淮军。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淮军的近代化也日趋全面、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淮军近代化发生和深入的前提条件。
淮军的近代化，与淮军进驻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淮军到上海之前，上海地区已有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等参与镇压圣平军。李绍泉到上海后，多次与英法驻军磋商防守事宜，淮军也奉命与英、法军以及常胜军共同对圣平军作战。在这种频繁而密切的合作中，淮军受到外军的极大影响。在与英、法军由南翔进攻嘉定圣平军的战斗中，李绍泉看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则靡”，惊叹“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因此密令淮军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当时的英国驻华舰队司令何伯亦趁机反复给李绍泉讲述军队操练的重要性，使李绍泉感到外国军队“战胜攻取，固由枪炮之精，亦由纪律之严”。以后，李绍泉到英、法军舰上“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土所能及”；其陆军“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因此，“深以中土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将士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于是，李绍泉笼络常胜军统领华尔，托他代购洋枪洋炮，并请外国铁匠制造炮弹。可以说上海的优越环境是淮军近代化迅速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李绍泉及淮军将领对淮军近代化的发生与深化曾起重要作用。李绍泉到上海后，对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有所认识。彤郅三年，他曾给友人写信，说此时他“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土“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青旅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
可以说，在当时这种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在军队近代化问题上，李绍泉的认识要高于当时的其他乾军将帅。八部、青旅那些因循守旧的将帅且不论，即如同任封疆大吏的勇营领袖曾伯函、左季皋等，也较逊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