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毛病。中央领导们是非常英明的，把国企在职管理人员送进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回去就能用得上。”
“我认为应该学习法国，把在职MBA课程的学制定为一年，毕竟那些国企领导也没太多时间。”
“一年能学什么？就来走马观花，镀金而已，至少两年！”
“看教育部吧，我们说了也不算。”
“教育部就是让我们讨论，各高校加强交流，弄出一套比较适合的方案来。”
“……”
教授们说着说着就开始争论，双方领导站出来打圆场，然后大家就开始聊天。都是聊些国外的MBA教育，分析美国、欧洲和日苯的不同，一切倾向于美国，一些倾向于日苯，还有少数倾向于欧洲。
接着，他们又开始谈国企的弊端，一个个大摇其头，都认为不是让领导来上MBA课程就能拯救国企，非得从根源上改革制度不可。
讨论了一上午，中山大学的教授们又去复旦管理学院参观，最后还抽空去看了看复旦管理协会（学生社团）。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中山大学的张洪波教授突然说：“贵校有个宋维扬，他是成功企业家，喜丰公司的管理就做得很不错。而且他那本《未来属于中国》我也看了，书中有一部分是谈产业结构和企业管理的，写得非常好！”
“宋同学确实很优秀，他是我们学校的名人。”复旦的申勇毅教授笑道。
张洪波问：“他也是管理学院的学生吧？”
申勇毅摇头苦笑：“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跑去读法学院了，还是社会学专业。”
“在中国做企业嘛，是该社会一些。”张洪波说。
教授们哈哈大笑，被张洪波给幽默到了。
申勇毅说：“现在也该下课了，张教授要是想见见宋维扬，我们就把他给找来聊聊。”
张洪波摆手笑道：“不能把他当普通学生，应该放在平等的位置。大企业家嘛，呼来喝去很不好，我们应该去拜访才对。”
这纯属开玩笑，但也有些道理。
如果宋维扬现在已经30岁了，身份摆在那里，这些学者教授还真不是说见就能见的，至少也要提前预约。
教授们一路闲聊，来到隔壁的法学院教学楼，正巧碰到刚刚下课的宋维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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