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地思索了一番，良久才说道：“回陛下，此举确实利国利民，不仅能运送粮草至边境，也能运送兵力，确保幽云十六州安然无恙，实乃大功一件。”
陆承启笑道：“李卿果然大才。不过在朕看来，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运河之利，尚在调运各地物资，不至于北边饥荒，南边稻谷满仓。”
李诫也不是傻子，陆承启想做什么，他也是知道一点的。说了这么多，还不是为了商业铺路吗！这个小皇帝一旦亲自掌权之后，不遗余力地推动商业的发展，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起码岁入三千万贯的国库，现在已经逼近九千万贯了。商税开启，算得上是小皇帝眼光卓绝，神来之笔。自此，大顺再无财政之忧。
可商人对社会的破坏性，却是李诫这个传统的儒士所不能接受的。毕竟历朝历代都极力扭曲商人的形象，好似把经商之人说得十恶不赦那样。首先商人重利轻别离，在古代，朋友分别也不知道下一次再见是什么时候，或许再也见不到面了。在通讯很是落后的古人，往往只能靠着鸿雁传讯，稍慰音讯而已。可商人说走就走，追逐钱财利益，难免会被其他行业所瞧不起。
而这时候，统治者往往采取愚民策略，希望百姓在固定的范围内生活，最好至死都不要离开。商人却要行遍千山万水，这在统治者看来，是一种不稳定因素，坚决不能褒扬，否则就会人人效仿。甚至于在春秋以后，商人们被看作是“礼崩乐坏”的部分原因，社会思想就此定型。从此，商人在舆论上就没有翻身过，因为掌握舆论的，往往是读书人，他们用笔做刀，狠狠地削了一番商人的名声。因为这些做了高官的读书人，便完成了阶级的转变，从贫苦人士摇身一变成了地主。地主最怕什么？就是商业对小农经济的破坏！这两者从来都是敌对关系，要是能互相通融了，那才是怪事哩！
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李诫自然对商人没什么好感。虽然对大运河的反对，是出于公心，可也明白，陆承启这么做，是为了提升经济。所以即便陆承启的道理再大，李诫也还是持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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