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戏剧一样，每日来追剧情。看看到底发生到哪一步了。更有甚者，已经开始编撰朝堂故事，在瓦舍之中，表演了起来。
而骂战的主力军。纷纷绞尽脑汁，撰文编稿，竭力想驳倒对手。可惜朝廷的事情，变幻莫测，又岂是他们能揣测得了的？他们又没有身在朝堂。就算是做官的，身在其中也说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官场中爬摸打滚了几年的人，都不会去趟这浑水，毕竟官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说不定你顺了这个人的意，就逆了那个人的情。手腕不够，门路不多的，就只能明哲保身了。久而久之，这种模棱两可的处事态度，被奉为官场中人的处世哲学。到了后来，不知为何。就跟中庸联系在了一起，糟蹋了这千年来最为高尚的道德标准。可悲，可叹！
而这些文官，信奉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之类的思想，把儒家捧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连带孔子的后人，孔家都成了第一世家。
力捧儒家的后果，便是这些文人，都有股莫名的自信，认为自己的能力天下第一。谁都不服。更为要命的是，儒家只是一个世界观，它并不是一个方法论，各人有各人悟出的道理。有的人悟的是真理。有人悟的道理却是似真实假。偏生这些人还不甘于平淡，纷纷著书立传，宣扬自己的思想。仅仅大顺一朝，从开国到洪祥年间，各地的儒家学派都纷纷出炉，如刚刚兴起不久的大儒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司马家的朔学等。呈现各人说各人学说的态势，谁也不服谁。
正是由于这个矛盾，读书人之间的争论也不会少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悟的是真正的儒家道理，自然就听不进去其他学说了。各个流派的信徒都是读书人，读书人之间的争论，又岂会少了？报纸的出现，不过是因缘际会，给他们提供了争辩的场地罢了。
而就在第二日，《书社报》开始发力了，广邀同门，要在礼部衙门前，跟《时政报》的秀才们展开一场争论，由礼部官员，评论谁胜谁败。
此举一出，《时政报》也不甘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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