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独特环境，才使得完全公有制有了实现的可能。然后新生代都是在公有制的环境之下长大，观念自然与那些私有制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有很大的不同，就如同当年麦哲伦的探险队登岛后主动送上食物、然后不问自取乱拿探险队东西的土著一样，公有私有的观念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后天产生。”，李晖的解释引起了莫理循的深思，他将这些话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但为了避免惹祸上身，他终究没敢将其发表出来。
李晖这时却突然笑了起来，“当然，我也承认，私有制比公有制对绝大多数人类个体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一个习惯了公有制的人要适应私有制很容易，反之则很困难。如果没有意外发现侠客岛这个天赐之地，墨门置身于私有制社会的大环境中不断受到侵蚀，能够维持自身不变质就不错了，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百万人规模的完全公有制社会。”
“确实如此，因此我对李将军您所说的‘墨家思想’在中国大陆上推行的前景并不看好。以敝人游历南中国的所见所闻，中国大陆上的人民比欧洲还要自私，而他们的数量又那么庞大......”，莫理循说到这里，多少有点幸灾乐祸地耸了耸肩。
李晖听后却哈哈大笑，“这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会在墨门的基础上降低标准创立了大同党和大同主义，以降低社会改造的难度，如果行不通还要硬来，那可就是教条主义了。”
莫理循还没看过大同党的党纲，没法发表评论，只能礼节性地表示了祝福，“那就祝愿阁下的社会改造取得成功。”
这个时候，李晖再次彰显出了自己在这次采访中强烈的目的性，“大同主义降低标准主要是指道德方面，但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却是一脉相承，西方最有钱的是商人，最有地位的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权贵，但在未来的中国，最有钱的是科技专家，最有地位的还是科技专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