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以收取谷米及布匹为主。这‘税’虽轻，可‘赋’却名目众多。其一、我朝衙门所需要的诸般公物是以无给制向民间征用。也就是说衙门内的传令、狱工，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费用等等。都是以零星杂碎的名目向村民征取。其二、官方旅行办公的费用，也由民间支应的。全国上千的驿站只要有兵部颁发的勘合，则各驿站就有招待的义务。而被指派的民户也有供应的负担。其三、太祖在制定税制时是以农为本的。过多的赋税加在了农民的头上。农民不但要受朝廷赋税盘剥，要受地主盘剥，还要受收购粮食的商人盘剥。一但遇上天灾。税收就会加大农民的损失。其四、也是最要命的一点就是我朝官员的俸禄实在太低了。致使许多官员一有机会就大肆捞取钱财。这一点在地方官身上特别明显。所谓的‘父母官’可以任意在其管辖内加派各类的赋税。修桥补路要交税，屠牛宰羊要交税、进个城门也要交税。如此种种名目繁多。”
这下连陈子壮也大吃一惊了。他决没想到黄宗羲敢当着孙露的面大肆数落太祖的种种不是。虽然知道孙露决不会为此治黄宗羲的罪。但他仍为黄宗羲的胆大妄为着实捏了把冷汗。而孙露此刻的眼睛都已经放光了。好！敢当着朝廷大员的面数落开国皇帝所制定的制度。算你小子有种。况且还句句都讲到自己的心坎上去了。真没想到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人物。
“若我朝隆庆年间的变法成功了是否就能跳出这个怪圈。”这次提问的是陈子壮。对于明朝本身的弊端其实他们这些士大夫们也是清楚的。但问题时历朝历代的变法均以失败告终。陈子壮清楚孙露现在所做的也是一场变法。这场变法的大胆和激进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变法。而他们所依托的就是这个乱世的背景。因为在太平盛世的背景下这种激进的变法是不可能实行的。
“也不能。其实学生所说的情况并非我朝独有。历朝历代的朝廷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每个朝代之初，朝廷为了安抚民心、标榜仁政，薄税赋、轻徭役几乎是例行政策。但假以时日，正税以外的各种杂税和杂费就接踵而来，致使民怨沸腾。当朝廷被迫进行‘变法’时，无一例外的就将各种税、赋、役合并为一，规定不得再增加其它征收。正如当年的王安室变法、我朝张居正的变法。变法的愿望虽是良好的、措施也无可挑剔，但总是好景不长。老百姓的税收、徭役负担似乎永远逃不出那个宿命的循环。轰轰烈烈的变法完成不久，各种变相或直接的税费和杂役就又死灰复燃。结果往往是百姓的负担比以前没变法前更重了。这就象是个诅咒般一直笼罩着中原大地。”说到这里黄宗羲自己不禁也有些激动。
此刻的孙露和陈子壮均已陷入了沉思。孙露的感触更为深刻。就象黄宗羲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历朝历代一直都被这种循环所束缚着。宋是如此，明是如此，清更是如此。满清虽然做出了“永不加赋”的神圣承诺。可最后还没逃出那宿命的循环。当然还包括日后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可见这种循环同“专制”与“民主”无关。
孙露忽然起身对着黄宗羲深深一拜道：“公子所言对孙露来说犹如醍醐灌顶。如今我朝百费待兴。还请公子指教一二，也好让我中华百姓摆脱这宿命的束缚。”
“这可万万使不得。”被孙露这么一拜黄宗羲立刻不知所措起来。孙露毕竟是朝廷命官。以她现在的身份拜黄宗羲这个没有功名的书生。实在是让他受宠若惊。只见他拱手道：“孙大人，学生不才并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可是学生在此有三条立税原则希望朝廷能在定立新税制时有所借鉴。首先是‘公平’。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农为主的人头税和土地税已经不能适应我朝的发展了。就象广东等地商重于农。故学生认为征税要考虑交税人的能力，交税能力大的，应多交税，交税能力小的则少交税。其次是‘明确’。正如西晋典农校尉傅玄所提出的‘有常’之说。即赋役的课征须有明确固定的制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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