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陈家明留在御书房与女皇密谈之时，黄宗羲则已坐上了回来的马车。透过纱窗夏夜的清风徐徐吹来，让人的精神不禁为之一振。靠在牛皮凉席靠垫上的帝国首相此刻的心情也是分外的轻松。女皇主动让出香江银行五成股份不仅是让朝廷能轻松接管了这一帝国第一大银行，在黄宗羲看来这更是朝廷从香江商会手中夺取主动权的一大契机。
一直以来香江商会“半商半官”的身份世人皆知。而“官商”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可惟有黄宗羲等身处朝堂的人才清楚香江商会与一般意义上的官商有着怎样本质上的不同。寻常的官商不过是借助自身的财力来孝敬朝廷，以求谋得官营特许赚取暴利，而香江商会却是中华朝财政的台柱。仅这短短的十年香江商会交纳的税款就已经占了全国税赋的近四成，而且还有逐年递增的趋势。也正因为朝廷在财政上对香江商会的这种倚重，从而使得商会的财阀们有了参政的欲望。不同于前明商贾花钱捐官来自抬身价的虚荣，中华朝的财阀更注重的是其在政治上的实际利益。他们通常不在乎自己是否当“官”，而是将精力放在扶持自己在政坛上的代言人。其手段虽然是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无外乎是两条，一是通过地方议会参与朝政，二是借助香江商会为媒介渗透官僚系统。
对于前一种方式，黄宗羲等官僚并不感到担忧，毕竟在地方议会之中尚有大量儒林人士同财阀们分庭抗衡，但面对身份特殊的香江商会，就连帝国内阁也得投鼠忌器。这其中除了女皇本人的原因之外，商会一系的官僚在官场俨然成势也是一个不小的原因。因此在中华官僚的眼中香江商会一直是他们心头的一个抹不去的阴影。
当然素以思想开放、态度激进著称的黄宗羲，可不会像那些寻常腐儒那般将香江商会视做洪水猛兽，巴不得立即就将其支解得四分五裂。在他看来，香江商会对帝国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绝对不能废除，朝廷需要有这样一个组织来统筹帝国的经济。但黄宗羲同样不满而今香江商会的状况。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将香江商会交由朝廷管理这才是对帝国最有利的状态。
一直以来黄宗羲都在寻找着一条适合中国的治国之道。早年明朝朝政的腐败与儒林的堕落让他对传统的一套君父臣子理论充满了鄙视。但那时的他除了发牢骚骂“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之外，却并没有什么有效的治国方针，毕竟当时的他无论怎样研究经世之学都无法跳出前人的框框。直至遇见孙露，黄宗羲的面前才出现了另外一个他从未接触过的世界。从协助孙露建立的一系列商政体系，到这些年来在官场的摸爬滚打，黄宗羲已由一个初出茅庐的狂生逐步成长为了而今执掌朝堂的一代首相。而他本人的治国思想也从先前的“天下之利”演变成了而今的“天下为主，君为客”。
黄宗羲所注重的这个“天下”，其实就是“国家”。在他看来国家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国家也就没有国民，而没有国家的人则无异于一群不知礼仪廉耻的“野人”。因此，个人的私念绝对不能超越国家利益，这一点就算是君主也不例外。
当然当前的中华朝受欧洲人的影响也出现了一股“私利至上”的思潮，而这些观点又特别受帝国财阀们的吹捧。不过黄宗羲对此却是嗤之以鼻。身为帝国首相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财阀们虚伪的面具下有着怎样贪婪的面孔。知道这些人为了追逐私人利润会使出怎样令人发指的手段。而他们所谓的慈善不过是残羹剩饭式的伪善施舍罢了。所以黄宗羲一直都主张朝廷应直接参与国内和海外的经济活动，而不是像某些人所鼓吹的那样从国民经济中全面退出。因为只有运用国家的力量才能从道德和法制两方面遏止财阀们的垄断。而国家也理应采取必要的手段来缓解贫富差距，并对当前经济中的所有受损害者以及贫苦百姓的利益给予补偿，从而防止他们铤而走险。
总之黄宗羲认为要实现自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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