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据此可见其对朱陆分歧的基本看法。当学者执经问难时，吴澄往往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后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其意图在于使学者先反之于心，而后求之五经。
其于“天道”“理气”，认为“理”在“气”中，原本不离，“理”是“气”的主宰。而又以为为学之要在于“心”，主张反之吾心，体仁之本，敬为要；用仁之用，孝为首。孩提之童无不爱亲，此“良心发见”之最先者，苟能充之四海皆准。
吴澄在景炎十一年受友人之邀到达燕京，与一班蒙元名士频繁交往，彼此谈经论学，相互切磋。彼时程钜夫觉得人才难得，实在不忍心遗弃贤能之士。于是竟违背自己的诺言，特别把吴澄向忽必烈作了推荐。
吴澄很快知道了此事，仍以母亲年迈体衰为由，极力推辞。随后收拾行李，决定独自南归。朝中公卿大夫素闻吴澄之贤，纷纷出面挽留，但吴澄执意离京。但因为当时忽必烈驾崩，朝局动荡，我朝发起收复江南之役，因而被迫滞留于燕京，却为接受伪职……
陈识时和马端临见陛下一直静听张颂所言，并未打断，哪里还不明白皇帝对于朱理之学在蒙元方面产生的‘变异’有了想法，心里已然对于蒙元儒士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他们作为皇帝身边近臣当然也清楚其因理学的盛行，与当前推行的新政理念有驳，进而对秉承主理之学的儒士进行打压，转而提倡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
而对于蒙元儒士皇帝一是出于政治上考虑，因为他们曾为异族统治者女真和蒙古服务，所以极为不信任；二是蒙元儒士转而崇尚朱理之学，也会导致收复中原后的政策推行形成阻碍，更担心南北儒士合流抵制新政，不利于以后的统治。
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担心，陈识时等近臣是明白皇帝欲在利用战乱之际对蒙元儒林进行清洗，但也许担心‘灭儒之举’会遭到江南儒士的抵制，并没有明旨实施。可在收复河南和山东的战事中，许多蒙元汉侯被灭门，依附于他们的儒士也同时被杀或失踪，其中蹊跷外人可能不得而知，而他们却是能够感觉到一二的。
陈识时等人虽说是皇帝近臣，可也毕竟是万千儒士中的一员，而千年来儒林虽皆奉孔孟为圣，但各种学派之间的争夺并没有停止过。不过他们以为不能因为国家间的战争，而‘纵容’皇帝对北地儒士进行屠戮，有责任对皇帝进行劝谏。
所以在发现皇帝心有所动的时候，也赶紧顺着张颂所言展开劝说，大谈元朝儒学虽是以程朱理学为基本内容而又有所发展，但在发展的同时，实际上是以陆九渊的心学去补充朱熹学术思想的不足。这样一来，元代理学便呈现出调和朱陆的倾向。
而今中原儒士的主流以为朱、陆两派学说各有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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