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也是陆秀夫两人最为担心的问题，担心皇帝因此走上歧路。
“陛下，荀子虽是孔圣传经之儒，但其对人性之善恶有背于圣人之说……”邓光荐觉得自己身为帝师，有责任校正学生的歪念，想了想出言道。
“先生，朕以为人性之善恶，对儒家并无决定的意义，其价值亦仅仅在于可以为礼乐教化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而这个问题千年以来争论不休，迄今也无定论，所以朕认为还是将此交予学儒们去辩论，咱们不必再这上面纠缠。”赵昺言道。
“再者，荀子以为人性本恶，也只是表明圣人与一般人，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本性上并无差别。立论的意图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弃这种差别，反而要从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现这种差别。凸现后天努力修为造就君子、圣人，是在强调精神气质、文化教养上的贵族性，然而在追求成圣，追求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品格的这点上，与孔圣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其讲成圣，亦是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以至于善。”
“陛下，荀子虽是孔圣的传经之儒，但是其倾向于功利，而失于德教，崇尚礼法，非是我辈之学，更非治国之道！”本想与皇帝辩论下性善、性恶之说，可被其一句话给堵到了嗓子眼儿里，邓光荐只能转换话题，让陛下无法再避开。
“荀子以为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作出限制，二者之间确实不免有冲突。但朕以为为了确保朝廷正常运转，政令的通行，礼的遵循当然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也是必然。”赵昺言道。
“因此，荀子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将礼法并称，礼又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朕以为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则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之基础，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大家。所以朕以为与其争论不休，不如兼而论之，学而化之，”赵昺又笑嘻嘻地道
其实赵昺在赵昺看来，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学说的孟子及‘离经叛道’的荀子走的是一条殊途同归的道路，而荀子的学说更具有前瞻性。孟子的伟大之处，在于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孟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的人伦价值观。而荀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侧重回答了“人应该怎么样？”
从人性论来说，孟子和荀子，一个谈自律，一个谈他律，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由道德自律到道德教化，以达到“上下同德”——这不就是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雏形，其崇高的“舍身取义”精神，不就是我们民族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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