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港、扬州、泗洪、蚌埠等地的王伦军最多时也就二百余人。他觉得宋朝禁军战斗力比不上辽国和西夏，但也绝不是王伦这等草寇可以对抗的，就是一百个换一个也能将其耗死。且在没有专业器械的情况下，兵力再多也很难攻下城池，别说是几百号人，就算几千上万人想打下工事完备的城池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再看看当时地方官员们怎么应对的，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论军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事情传到开封宋仁宗气的暴跳如雷，不抵抗也就算了，还敲锣打鼓去劳军。朝廷的意思是要把这些官员斩首示众。
但朝臣范仲淹强烈反对，他认为地方官府没有军队，如果坚持抵抗激怒了叛军杀戮城中无辜民众怎么办?所以不应处分。好高大上的理由，估计现代分分钟钟就让其成了网红，而此先例一开当然会引起各地纷纷效仿。
所以宋朝民间举兵后转战各地的场景大致是这样的，每到一座城市当地官员已经笑脸相迎等候门外，粮食补给、酒肉、金银珠宝乃至歌舞娱乐也早早筹备好了，些许财物不成敬意，英雄笑纳，酒足饭饱之后切勿扰民，请早早离开本地辖区。
这种情况在唐朝是不可想象的，府兵制下军农结合，随便哪个州县都能迅速拉出一支成建制的强兵。在其他朝代这等规模的叛乱也可能地方上就搞定了，会不会上达天听都不好说。而赵昺相信若是发生在现代，很可能一个派出所就能把他们镇压了。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仔细分析后，赵昺发现宋朝民间举事的两个鲜明特征。第一，即便活动范围再广叛军也很难吸引民众加入，以至规模无法扩大。第二，民间举兵后如果没有很快被消灭，到了运动战阶段几乎都会选择南下。
深入地分析，就要涉及到宋代的兵制了。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所有王朝从来没有敢在地方上不设防的，但赵匡胤开了历史先河。州郡无兵导致对小股盗贼都无能为力，稍有变故极容易造成动荡。后来金国南下击溃了宋军主力后所向披靡与此也不无关系，大量的城市仓促间根本无力组织有效抵抗。
当然许多著名官员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朝廷规制的巨大缺陷。针对民间叛乱，欧阳修提出措施有三条：“一乞选捕盗官。”首先是治标，事情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是考虑怎么解决燃眉之急；“二乞定赏罚新法。”地方守备力量衰弱是叛军如入无人之境的根本原因，危险的趋势必须得到扭转；“三乞按察老病贪赃之官。”这是最根本的，民众举事说明官员赈济安抚不力，必须整肃官吏方能从根本上解决叛乱不断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范仲淹开始了“庆历新政”试图变法，之后王安石也登上历史舞台。范仲淹侧重于对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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