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来进行复国大业，时机还不成熟。但他依然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尽管这很难，而今他就面临着项传统观念的挑战，可仍然没有放弃……
赵昺在入主临安后，下旨在城中设立医药院，一来是为民接触病痛，二来也是彰显朝廷对百姓的体恤。本来这是项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进行的很是艰难，而最困难的是少有人去看病。别说出现爆满，多半的病房都是空的，去治病的除了军卒和家属，就是抱着死马权当活马医的人了。
而为什么办好事，却难以成好事呢？赵昺也想过，其实主要还是传统观念在作祟。我们知道在古代医疗事业，并非是由政府来主导的，而是由民间医生来承担，且他们以单打独斗为主，医者本人却对此并不热衷，导致医院在社会上难以持久发展。
在现代社会，谁都清楚医院必须建立在医者主动、患者从动的医患关系基础上，这样才能实现对患者的持续治疗。所以医患关系中，医者居于主动地位，患者从动，即便因为疗效而产生的激烈的医患矛盾，医生一般也不会在医患纠纷中吃亏，因为仲裁者往往也是医生，也往往在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获胜。
但是中国古代的医患关系却恰恰相反，医者是从动、被选的。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主地择医而求治，医生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病人这方全家都会参与医疗过程，并握有最终决定权，而且患者还会故意设置难题考验医者。
苏轼就记载了当时流行的“困医”行为，当时的士大夫延请医人之后，往往故意不告知病情，而是请医者诊脉，一旦能将病情讲清楚，才能算正式投医。他对此深恶痛绝，望闻问切乃诊疗四大要素，只靠一个“切”怎能考验医人水准？所以他经常反其道而行之，延请医人之后就将病情和盘托出，并在诊疗过程中观察医者的能力。以赵昺来看，他看似开明的行为，其实也不能免俗，只是考察方式不同罢了。
同时患者还追求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效果。稍不如意就会更换，斥之为庸医。因此中国古代的医者必须直接面对患者负责，而且他们的经济来源就是患者的钱包，要想保住饭碗就得‘忍辱负重’，不得不迁就患者的习惯。而赵昺办的医药院，背景是朝廷，里边的医生自不会惯着他们，于是患者寥寥。
其次，中国古代医者自身也存在弊端，就是他们保密风气严重，善于单打独斗，这也是与以分科协作为基石的医院格格不入的地方。俗语云“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医人几乎全部仰赖市场生存，面对患者的择医试医，没有绝招是无法立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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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曾经出现过医者之间互相倾轧的现象，扁鹊就是死于秦国太医李醢之手，还有医者通过在另一医者药方里擅增毒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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