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墩的一席分析，虽未能涉及本质，但能从各方面对形势加以评论已经是难得，也得到了赵昺的刮目相看。如今其不再是那个耍赖撒泼的混小子，经过多年在侍卫营的历练和在武学中的沉浸，有了一位儒将的潜质。他接下来又对其的评论做了补充。
从蒙元方面来讲，当下蒙元的军制和卫戍制度越来越受制于经济制度、内外政策和政治局势的制约，而随着草原宗王军的南下，并代替趋于崩溃的侍卫亲军，承担起主要作战任务。那必然会导致蒙元政局的动荡，而本已行将崩溃的经济也会愈加恶化，进而导致政策的转变。
蒙元草原宗王制度看似是古时分封制度的延续，其实还是有差别的。自成吉思汗起兵发动统一蒙古的战争，实质是一场游牧民族融合与吞并的战争，其通过拉拢和吸收投靠自己的蒙古部落首领得以不断壮大，然后通过征服和掠夺其它部族壮大，并将这些部族强行‘同化’，按照大小以千人队或万人队整编建制。
成吉思汗再通过分封和赏赐给他们划定草场不能越界、派人稽查户口清算人丁，牢牢地把他们捆绑在划定的草原上，清晰地掌握着他们自己都不大清楚的人丁数量，把他们严丝合缝地塞入这架战争机器之上。通过多次征调作战的行动，一步步加强对游牧部落的掌控。
随着成吉思汗的死亡，蒙古其实就已经开始走向分裂，四大汗国趋于独立，蒙古帝国更像现代松散的联邦制国家。而随着攻灭金国，围绕着汗位的政治阴谋帝国进一步分裂，形成了草原和汉地两方势力。在忽必烈凭借汉军的支持夺得汗位后，这种分裂已经实质化了，与四大汗国的关系更加疏远，统一不过是名义化了。
忽必烈改制建元，实际上形成了以上都和大都两个统治中心，实行两种政策进行管理，一个依旧维持旧制的漠南漠北地区，一个是不完全汉化的汉地。在灭宋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到大都，忽必烈依靠经济拉拢和军事打压两种手段对草原进行统治。
到了真金继承汗位，赵昺发起复国之战，一举收复江南，抢了蒙元的钱袋子。而北伐之战重创了蒙元汉地的驻屯军军队，尤其是视为心腹的侍卫亲军，等于打断了真金的脊梁骨。当下不得不调宗王军南下勤王，而又无法支付其军费，只能再次‘分封’诸王，让他们在封地上自筹。
在赵昺看来，真金这一手是臭棋，他虽然暂时解决了因为财政困难，朝廷无力支付军费的问题，但取得了经济自主权的宗王们恐怕就不会那么听他这个大汗的话了。且此举使朝廷直接控制的地盘萎缩，行省制度崩溃，失去了大量的税赋来源，自顾不暇之下对草原的控制力也会进一步下降。
加之请神容易送神难，朝廷势衰，大汗威信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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