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刘知府可否说的详尽些！”赵昺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毕竟士绅算是士大夫的预备队和后台，关系到国家统治阶层的向背，以及自己下一步政策推行顺利与否的问题。
“陛下当知建康既是江南东路军事重镇，亦是经济重镇。沦于蒙元之手后，为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管理，除了至元十二年设立行中书省，江淮行枢密院和建康宣抚司，至元十四年，又外置了江南行御史台，监临东南诸省，统领东南各道提刑按察司，治所初设在扬州，后改为杭州，又还治所建康，掌管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十道的监察事务。又在城内设有东、西织染局，组织丝织品生产，有织户六千余，繁华依旧。”刘辰翁道。
“嗯，不错！”赵昺点头表示同意其说道。
“建康即为蒙元江东行省治所，管控十分严苛，一言以蔽之是‘内北国而外中国’，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对士绅极力打压，许多人因此破产，或出走他乡，或而被迫从贼，因此对蒙元十分痛恨，思念我朝！”刘辰翁言道。
“不过蒙元对乡间的控制却又颇为松懈。对江南地区所征收的赋税，较之我朝尤轻，官府对民间的管制更是微乎其微，豪门大户可以大肆土地兼并，经营商业，甚至也可以参与到地方治理之中，士绅们俨然成为地方之主。”
“时人言‘蒙元法网疏阔，征税极微。乡间僻野，颇称乐土。一家雄据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腹里）汉儿百姓……更田多富户，每一年有收三二十万石租子的，占著三二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佃户身上要的租子重，纳的官粮轻’。因此乡绅们对元廷感恩戴德，与其权贵牵扯甚多。”
“王师还朝后，朝廷重新厘定土地，清查叛逆，许多与元廷往来过密的乡绅被清算，其土地被收，佃户被遣散。又向乡里派遣管理，管理乡间事务，其势力大不如前。而我朝又实施士绅一体纳税，按照田亩收税，使得他们的税赋增加，且没有了减免税赋之权，难以再依靠隐匿兼并农户的田产。以致无法招揽佃户，耕种自己的土地，甚至导致田地撂荒，这进一步削弱了其势力。所以这些乡绅们是朝廷新政是对他们的清算，因而对我朝心怀怨恨！”刘辰翁缓了缓言道。
“此外，我朝北伐，矢志收复故土。江南的士绅们担心朝廷向士绅加征赋税，自己的负担加重。又担心一旦收复旧都，朝廷必然迁都江北，以致江南繁华不在。又怕收复江北后，朝廷为了实边会从江南向江北移民，会让他们流离失所。”
“哦，原来如此。”赵昺点点头道，而心中也豁然开朗。
常言道：有压迫，就有反抗！蒙元为了维护统治，对前朝世家豪门进行打压，而这些传统的世家则多居于大城，或是繁华之地，所以遭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士绅在中央政治中无法发挥突出作用，自然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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