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稍有改革时，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便群起而攻之。
另一方面，本朝由于推崇朱陆理学，其长于建树的理想人格，注重气节、道德及社会责任的修养。而短于经世治国，且利用自己占据高位的优势，党同伐异，打压其它学派，试图控制朝政，以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结果大家已经看到，不停的内斗和治国的无能，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以致民怨沸腾，国家贫弱，终亡于外敌。
还有要实现崇高的理想，终究是绕不过钱财这个选项的，百姓不会因为你的理想远大就会选择你，他们看中的是一家人得以温饱，田地中的收成。而正如国学中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圣人亦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可见圣人也对钱财的认识同样深刻。
对于一个国而言，钱财同样重要，正如小皇帝所言这乃是国之兴亡所系，国库中无钱无粮，何以养官、养兵，兴修水利，赈再济难，更谈不上造福百姓。且王应麟也相信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士大夫们，没有了钱粮同样束手无策，何况诸多官员并没有圣贤们的情操和觉悟，没有了薪俸也一样会心生怨恨，背离圣人的教训。
而今朝廷收复江南后，应该说基本摆脱了在琼州之时入不敷出的局面，可也只能说略有改善，勉强能够持平。此次北伐，军需消耗甚大，两年多的积蓄便荡然一空，还不得不靠超发纸币还维持财政的平衡，而后续建设所需依然巨大，也就难怪小皇帝要急于‘敛财’。
说实话，王应麟也清楚当前朝中的官员对于如何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不多，主要还是依靠夏秋两税及商税，但是在对土地的利用已经趋于饱和的状态下，难以再获得长足的增长。小皇帝在此时提出发展工商以增加商税收入应该是恰当其时的。
但是小皇帝‘重商’的想法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他们以为这是舍本逐末之举，将会破坏农业生产，使人为恶的恶政。而过去一直被理学派打压的事功学派，则对小皇帝的想法十分支持，他们这一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加之事功学派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且不纯粹讲究个人的心性修养的观点，可以说与小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再此争论不休的关键时刻，陛下选择事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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