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被大量砍伐，所以到了明代后期，山西地区基本上就没什么人参可采了！
上党参从市场退出后，明朝从关外女真人手中大量进口辽东参，作为替代品。巨大的食参市场，让女真和明朝的人参贸易，数额极大，万历十一年至万历十二年，明朝政府就为购买人参付出了白银三万两。人参贸易成为女真最重要的财源，也逐渐聚起对抗明朝的力量。
入清之后，因为产参的东北乃是“龙兴之地”，充斥“王气”，人参很自然地被视为这种“王气”的具现，地位再次被拔高，成为神药，而与人参的神化相辅相成的结果就是参价暴涨。而皇室大量服用人参，并作为赐物赏给官员和外臣。
正所谓上行下效，皇室的所为对民间也起到了示范效应。民间对人参“神效”的迷信一发不可收拾，有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执念。与此同时医生们也在迎合时人的人参迷信，既然无论贫富，都相信通过人参温补，能治好痼疾，那么作为医生，最安全、最赚钱的办法，无疑就是开药时多开人参。
而患者因为也相信参价这么高，那人参自然是最好的药。医者也乐于利用患者这种心理，动辄给他们开人参吃。可患者吃了人参后，若病情仍不见好转，不会埋怨医生。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参治不好的病，那肯定是真治不好了。
物以稀为贵，大家都吃，数量有限，参价的暴涨也就水到渠成。而最高兴的却是清朝皇室，他们将人参贸易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成为皇家独家经营的垄断生意。清初，皇室在东北设有专门的采参组织“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八旗王公也被允许派人到指定的山上采参。私人采参被严厉禁止，甚至有“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的诏令。
乾隆年间，为加大对人参贸易的控制，又成立了“官参局”。规定凡进山采参的民众，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凭证。官参局收上来的人参，部分上品供宫中使用，部分交给内务府售卖或处置，剩余的才卖给参商。这项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大部分落入皇帝私囊。最多时，数额达到每年百万两白银。
朝廷垄断人参贸易的结果，促使参价进一步的暴涨。在江南地区，内务府指定“江南三织造”、粤海关等为人参特许经销商。这些官办经销商不遗余力哄抬人参价格，至乾隆中期，人参价格已达到每斤八百两白银；嘉庆年间，更突破至每斤两千两白银。
甚至食参在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古怪的补药文化，流传后世长盛不衰，而也是遗祸无穷。以致在赵昺的前世时辽东野山参都被吃完了，只能靠养殖的来充数，而参价格自然更上一层楼，成为特权阶层的独享品，像他这种小百姓只能听听传说了……
“价贱未必质劣，只要对症便是良药。陛下也是一番苦心，江帅定然会感念陛下关怀的。”见小皇帝脸色尴尬，阴晴不定，王应麟笑着为陛下解忧道。
“王相言之有理，当年我们水军只有几艘商船，又有谁会相信能战胜蒙元水军，现下我们三大水师就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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