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愿，却也不是他所能改变的，而是体制问题。
大家都知道皇帝制度的本质就是独裁。而独裁政治，总是不断地弱化着帝王与其官员们之间的信任度，独裁也就决定了独裁者和其下属官员以及亲属之间，只能拥有有限的信任，而充满无限的猜忌。因此帝王和其高级官员包括帝王家庭成员、皇亲国戚之间，大多数的时候，都相处于猜忌和被猜忌之中，彼此也就很难建立起持久的或起码的信任关系。
在帝王与臣子这一对关系体中，帝王一般总是处于主动地位，而臣子多处于被动地位。皇帝想找你的毛病是很容易的，被猜忌的大臣大多是能力突出且居功自傲，有明显的政治队伍，且不和皇帝一心。而大臣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他的本人生命，另一个是他的政治生命，一旦受猜忌，政治生命就面临着完结，人身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
所以，名将权臣，才华卓绝，或手握重兵，或解职后仍有潜在实力的；其次是名臣，才高识远，清正廉洁，深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再就是皇族，根正苗红．有做君王的血缘资格。成为三者其一，就要做好准备，以应对由于帝王猜忌而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自汗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应对措施。
避祸手段有多种，为什么高级官员较多使用自汗来躲祸呢？赵昺以为这是因为自汗性价比最高。像隐退，不合人们为官入世心理，只有极少数人可做到；请求外地做官，要得到皇帝或其他权臣允许方可出京；舍亲，就是杀掉亲人中的一人或数人，一般人难做到；愚子，不让子女多读书做官，这不合人情；武装反抗，代价太高。
比较之下，自汗优点最大，一方面，既可以继续做官；另一方面，又可避除帝王猜忌之祸。因此，因此不少国家重臣，在功成名就之后，聪明一点的都要学习保身之道中的自汗术，要表现出一副“胸无大志”的形象。而至于如何做，那就看各人的手段了，赵昺却以为活下来的，哪个拎出来都能在国际上拿个大奖。而拿不到奖的，那下场就是家破人亡。
汉朝的萧何被刘邦称为汉朝最大的开国功臣，可是这样的人也遭到了刘邦的怀疑，刘邦亲征在外，怕萧何在国内出乱子，萧何只能派自己的家人跟着刘邦亲征，这样刘邦才放心！不光是这样，萧何还侵占别人家土地当自己的良田，刘邦很高兴，因为这样就显得萧何没什么太大的志向了。
隋朝还有一个大臣叫梁睿，因为他威惠兼著，民夷悦服，声望甚高，隋文帝杨坚暗中忌之。他本人精明至极，早料到这一点，于是就辞官谢病在家，不与世人交往，还“大受金贿以自秽”。这时，有人就把他告到中央，杨坚见他如此贪财，能干什么大事?去了心病，高兴还来不及，哪里还去管他受不受贿。
宋时，太祖赵匡胤竟然把自汗化为国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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