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时不得不罢废更戍法。禁军的衰弱，守备边境的任务就更多的落在了边境地方部队身上，而边军的战斗力也远超禁军，以致国内发生动乱或者大的战事发生，要靠调动边军来解危的窘境。
而唐廷的‘扬朝抑藩’政策，在宪宗元和末年，随着唐廷对关中、江淮、河南藩镇旧有势力的清除，藩镇危机基本宣告结束。而危机结束的表现之一，就是藩镇空间版图在元和以后基本稳定了。朝命的官员，尤其是一大批文官被派往各藩镇担任节帅或幕府僚佐，这也是“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这些唐廷朝命的官员实际上并不构成藩镇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取代旧有大军团势力转变成当地的基层势力而已。
而宋朝在这方面做得却比较成功。北宋建立后，赵匡胤就采用赵普的‘收财权、遣流官’的策略，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先解除了地方节度使的兵权，又将财权收归朝廷。这样地方军阀没兵没权想造谋反也没有了实力和财力。
同时宋廷通过科举制选拔官员到地方任职，并定期轮换，不让官员在一地长期任职。科举制使选拔官员的渠道拓宽，使地方门阀世家趋于消亡，士绅阶层得以崛起。而流官制又使官员不可能在某一地长期任职，也就限制了与地方势力联合，避免割据势力的形成。
不过这个历史在南宋又重演了一次，只是这次手段激烈，为世人诟病。在靖康之乱后，中央禁军基本被打散，赵构以自己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元帅府兵以及各地的勤王大军为基础建立了“御营司”。当时的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以及四川的吴阶分别领其中一军，并改名为“行营护军”。
但是这些军事武装大都在战争中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统军将领的私人武装，既不属三衙统管，枢密院也调动不了，只听命于主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如“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等。赵构迫于大敌当前，不得不承认这些军队的合法性，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而随着抗金战争的深入，武将的权力不断膨胀，赵构也就越来越坐卧不安，对拥有兵权的大将更是疑忌，于是谋划收回地方军将的兵权，结果中兴四将被罢黜，而岳飞被杀，令本已分散的兵权再度集中赵宋皇室手中，保证了赵宋王朝的延续。
至于岳飞之死，说法很多，至今也是争论不休。但是赵昺以为将这件事放到历史背景之下，岳飞之死与南宋初年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息息相关，是利益纠葛中的牺牲品，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当蒙元崛起后，面对威胁，宋廷又不得不依重走老路，依靠边军阻挡敌军的入侵。
表面上虽然为形成割据，但事实上已然形成由武将家族控制地方的局面，也为宋朝的灭亡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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