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责任。法家被作为帝国的正统思想加以确立，号召全国“以吏为师”，学习律法。兵器被收集熔化重铸成金人放置在帝国的心脏。皇帝四处出巡，考察帝国的疆域。重农力耕作为被证明有效的政策，被推广到整个帝国的领域。
帝国的制度似乎已经建立起来，“秦虽旧邦，其命维新”，维新下的帝国将跳出分封制下“战斗不休”的宿命轮回。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的篡夺悲剧将不再上演。帝国将在新制度的维系下，获得内在的自信，并以强大统一的姿态对抗北胡南蛮，“传之无穷”。
心满意固的皇帝，借李斯的手笔在全国各地立下石碑，歌颂这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的创举：“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但是儒生们却在唱反调，建国初，向皇帝建议，“分封同姓，加以镇之”。主张“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其实在这方面，赵昺认为儒生虽然保守，却不会有大错，因为比起追求虚幻的未来，他们的世界更加真实，因此也更加坚固。旧的形式产生旧的势力格局，旧的势力格局同样呼唤着旧的形式，它们相互增益，构成稳定的历史周期，这就叫轮回。
因此，对于秦帝国的大胆举动，儒生们必定会认为“政治家过于自信，欲以一己之意见，强天下以必从，而不知其流弊之烈，为祸之深也”。但是他又以为历史自有其惯性。然惯性，并不代表大势，秦帝国若屈从惯性，未必不能如同三代，坐享数百年的国运，但也未必能够实现历史上的首次大一统。而在他们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被打压的下场也就不可避免了。
汉在甩掉一切旧有的包袱之后，华夏土地以新建的汉帝国的形式轻装上阵，这个帝国真正深化了此后沿用两千多年的吏治国家制度，因此后世常用意义上的秦制与其说是秦制，不如说是汉制。赵昺以为秦只是确定了各项制度设计的表层工作，汉则真正赋予了吏治制度以内里灵魂。
汉代的治法，无论是黄老或内儒外法又或者纯任儒学，这些情形都是当时人就能清楚看见的，作为后世的观测者，如果只知道当时人即能知道的事实，那么这种肤浅是缺乏对事实的敏感度的结果，它带来的困境就是对大变革时代的巨大隐线的视而不见，把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归因为少数统治者的偏好。形势殊异，重要的不是具体地措施，而是措施所勾勒出来的整体的脉络局势。
所以赵昺认为对汉家制度的真正最有价值的论述来自中兴明主的汉宣帝。宣帝的太子即汉元帝认为宣帝用刑过于严厉，建议他多任用儒生，汉宣帝勃然作色，汉家自有自己的法度，是霸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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