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社会稳定，进而保证朝廷有稳定的财税收入。
这些政策在伯颜看来过于激进了，要知道蒙元立国的根本是蒙古人，特别是蒙古贵族们。其的新政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对蒙古人进行打压，必然伤害到统制基础，引发蒙古贵族们的不满。而减轻百姓税赋，使朝廷在失去江南财源后，财赋收入进一步减少，只能逼着其催讨地方拖欠的税赋，如此又激起中原蒙古人的反对。
在军队的战斗力上，伯颜一直领兵，并主持了灭宋之战，对他而言是有发言权的。在他看来，在忽必烈当国时，蒙古兵和北方汉军战斗力的衰退就已经初现端倪。到了忽必烈借李璮之乱解除了北方汉人世侯的封地之后，汉军世侯们失去了利益，对元王朝大扩张随之失去动力，世侯军战斗力也不可避免的开始下降。而蒙古兵则因为进入中原已久，骄奢淫逸而不断失去战斗力。
但是这一阶段，伯颜以为元军的战斗力的退化还不是很明显。加之蒙古此时国力远胜南宋，靠着国力碾压，还是成功灭宋。然而无论是征讨占城、安南及日本的惨败，还是面对西北海都、笃哇等诸王的肆虐表现出的乏力。尤其是在征伐琼州残宋政权和日本失败后，水军几乎伤亡殆尽，有战斗经验的将领和精锐伤亡惨重，导致元军战斗力的退化速度进一步加剧。
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大部分辅臣，随着能征惯战的老一辈将领逝去，新一代的重臣大多是凭借先人的功劳登上高位，他们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战，也没有作战经验，对他们而言，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古、忽必烈等列祖列宗亲冒矢石、带着百战之师千里迂回的壮举变为了他们的神话。
这种现象在军队中更甚，一些昔日的精锐部队中一些昔日的王牌部队充满了乳臭未干的膏粱子弟。而成长为一名军中高级的军官，从前首要就是能熟练使用弓箭和骑射，必须经过长时间艰苦的训练，以锻炼出强大的体魄和高超的技巧。而这些过惯了优越生活的纨绔子弟，显然不想过这样艰苦的生活。
军官素质的下降同样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他们往往手无挽弓之力，也不能骑射，已经失去了先祖的看家本领，即便过去最为精锐的怯薛军也退化成大汗的高级侍者，使朝廷不得不依靠以汉人为主力的侍卫亲军宿卫汗帐和保卫京畿。
此外，朝廷为了节省财政开支，使用军户制度来维持军队，却又不放心让大量汉人加入军队。然而在蒙古贵族的盘剥之下，服兵役义务的底层蒙古人也要承受着极大的负担，却不再有征服战争，使得他们无法获得战争红利。为了自筹装备，不少蒙古人不得不卖儿卖女，甚至典身为奴，来凑足从军的盘缠。这样的情况下，蒙古军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而军中的汉人和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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