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朝廷不怎么关心产出，但是关心漕运，实质就是把粮食和财富运过来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北方人入侵江南可以获得极大的财富，这也北方发动战争的动力之一；南方人不愿北伐，愿意割据自守也是不想背上北方沉重的财政包袱。赵昺也就可以理解，刚刚经历过蒙元统治时期竭泽而渔似的强征暴敛后，百姓们不免担心北伐后，政治重心北移，就必然需要江南不断的输血，从而改变当下实行的轻税薄赋的政策，重新加重税赋。
再有一个矛盾依然是老调重弹——文武相争。赵昺现在有了更大的舞台，也可以让他以更高、更大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去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念。他发现其实中国古代常说的文官，本质是作为国家运转作为重要的官僚集团。
在这种视角下，无论是杯酒释兵权，还是后来的禁军制度和重文轻武，实际上本质都是一种将军队直接置于中央皇权和官僚集团手中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为了避免唐末藩镇割据，同时也能让朝廷可以更加有效的制定军队的发展战略，不过理论和实践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由于中国的科举选拔将学术研究和政治知识和军事类完全分开，也因此宋代无论是在军队结构、训练，乃至指挥调度等方面，经常是槽点满满。与此同时，宋代还面临着北方游牧政权的长期威胁。充满问题的军队，自然难以有效抵抗外来入侵。
为了能调度军队来对抗威胁，官僚集团对军队发展的干预和指挥随之增加。这也让宋代军事发展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赵昺早已意识到仅凭官僚集团想确定一条正确的军队发展路线，其实非常困难。而他扶植武人集团，让他们介入政治，也是想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复国战争的需要，也是想打压文官，改变政治体系。
当然，赵昺的意图早为文官集团知道，双方也是明争暗斗，并有数次出现激化。而现下北伐一举收复了两淮，兵锋已进入中原地区，进而有收复故都的可能。如此殊荣之下，文官们明白朝廷必然要对武人们进行大肆封赏，从而诞生一批新的武勋进入朝廷，使武人集团的实力进一步加强。所以对于收复开封，他们是不愿意看到的。
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文官集团势必产生恐慌，而赵昺也明白现在管理国家的还是在士人手中，自己也需要他们为自己牧守四方。若是他们暗中捣乱，自己也是防不胜防，而一个小小的漏洞在战争中就可能被无限放大，足以使得北伐取得的成绩功亏一篑，因此他止步于汴京也是不想过于刺激文官集团。但是赵昺也明白，重文轻武或者以文御武，都是中国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果。
严格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虽然存在一定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制度在理论上是完全不合理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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