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维护了政权稳定，却给后世留下了隐患。
赵昺在来到这个世界后，身不由己的卷入了政治争斗中，而心中也理解当初赵匡胤的苦衷。其也许当初不见得不知道纵容土地兼并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果，但是在彼时的政治环境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做出妥协，而他为安抚和收买士人阶层开出的价码不可为不大——官员享有免税、免役特权，以此来换取士大夫和地主阶层的支持，打压武勋集团。
不过赵昺以为这位便宜祖宗错在没有在政权得到巩固后，没有趁着士大夫集团刚刚崛起，尚未掌控整个朝堂的时候及时调整土地政策，以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也可能其已有打算，可是未待实施就死了，而继任的太宗皇帝自始就存在‘得位不正’的质疑声中，自然也不敢得罪那些把握着舆论导向的士大夫们，继续选择了妥协，维持既有的优待政策。
以后的皇位继任者也将优待政策保持了下来，逐渐形成了惯例，并在法律的层面上巩固下来。在宋朝‘尊儒’的政策下，士人们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科举制也让更多的人可以晋身官僚阶层，形成了足以左右朝政的庞大集团，进而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士绅。
以赵昺的理解，所谓的士绅，是有科举功名的人，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贵族。他们又可以分成两拨人，一拨是有了功名以后还没有正式当官的候补官僚，一拨是当官以后退休回家的，即致仕的官僚。这部分人因为有了科举功名就有了免税权，也就成了特权阶层。当然也可以归为一类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官僚体制中的人，且跟朝廷的关系非常密切，基本就是官僚的前后身。
士绅阶层因为有了优免权，这也就让他们容易做大，在政府横征暴敛的时候，最有可能积累土地，因为有钱人只要不是有特权的人，他们都不愿意持有土地。因为持有土地，地租没有收上来多少，但是赋税极高，有的时候赋税比地租还要高，这时土地有什么用？政府的横征暴敛会使得持有土地的成本高得无法接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优免权就特别重要。而中小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为逃避繁重的税敛和差役，有人宁愿托庇于官绅和豪强之家，伪立契约，假称土地已典卖，自己沦为佃户，实则仍在原有的土地上耕种，但要把收获物的一部分交给官绅和豪强之家。
士绅们大肆兼并土地势必直接影响国家的税收，赵昺也以为这是赵匡胤当初所始料不及的，却也催生了新的矛盾。国家财政上的压力增加，使得赋税不断增加，让社会陷入动荡。而自耕农和平民地主的破产，导致官民矛盾激化，官逼民反的事件不断。
不过赵昺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许多的‘草寇’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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