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童的含糊其辞，让真金彻底冷静下来，他并非是一个毫无见识的‘小白’皇帝，严格的说自幼就被作为皇帝的继承人来培养的。他接触过儒、佛、道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最后接受了儒学，先后受教于名儒姚枢和王恂等人，被封为燕王的时候，便被任命为中书令。
中书省为元代最高的行政机构，中书令即中书省之首脑，秩正一品，地位很高，此时他年仅二十岁。在立为太子后，又被命为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次年，他开始到中书省「署敕」。每月到中书省官署二次，对必要的公文签字画押。作为太子广泛地参与了国家的政治活动和残酷的权力斗争，经历了元朝建立初期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
真金的经历让他对国家制度、政治制度有了全面的了解，明白其中的得失。他知道父汗早期的成功，是由于其明白地理上的大一统，必然需要文化与政治上的大一统，因此定都汉地，修筑大都城；建立年号、国号及有关礼仪制度，设太庙祭祀祖先，制订中原朝仪等；除此之外，建立中央集权的王朝官僚机构。并采取了重农、尊儒等一系列措施。
虽然如此，但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骑马民族，真金在学习儒法和参与政事的过程中，以为其汉化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徒有虚表。何况忽必烈即位之初就颁布诏书，阐明了自己的建制原则：祖述变通。祖述就是继承蒙古旧制，变通即进行汉化改革，这就注定了元朝的变革并没有深化，以致传统的政治弊病一个不少，非传统的政治弊病也一个不少。
首先忽必烈后期对于汉化的推进并不积极，汉化进程迟滞，仅把它当作一种准宗教对待。这本身也是因为蒙古大帝国疆域宽阔，站在蒙古的角度，汉地只是蒙古大帝国的一小部分，所以蒙古统制阶层从未站在中心论的位置看待元朝，且面对的是多元文化：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中原汉文化。这么多选项对比下，在旧宗统制阶层当然不会认为汉文化优越，也就缺少汉化的内在动力。
其次，蒙古人不识汉字，宫廷主要使用蒙语，建元后创立蒙古新字，凡官方文件，必用其书写再以汉文附之，这就导致汉人也不得不学蒙古文，否则想做个吏员都很难。且蒙古人大多不懂汉文化，特别是儒学，讲来讲去他们都表示听不懂，说儒师教儒书多年，不知其义，而西番僧教佛经，一夕便晓。
再有，正因为蒙古人没有融入汉文化之中，以致他们瞧不起汉文化，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也让他们不会重用汉人士子，朝廷也长时间不举行科举，儒家士子们便无法进入官僚体系。
此外由于保留了诸如投下制度、斡脱制度、赐赉制度、怯薛制度等等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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