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与陈识时说的越来越兴奋，确切的说应该是亢奋，说他想说服其，倒不如说是说服自己。从蒙古人的性格说起，又上升到了对社会和国家的层面。
他分析说深陷自命不凡，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导致的蒙古人很容易被盲目的激情所驱使，计划去做一件大事，然而事前却很少会认真评估其风险和后果，他们认为这种评估是胆怯的表现。如果凑巧做成了，蒙古人会很骄傲和得意，认为天下所有的事不过如此，个人英雄主义的虚荣会得到很大的满足。
可如果失败了，蒙古人倒是很少像汉人一样诿过于他人，恶果便是蒙古人非常缺乏承认自身不足的勇气，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某种意义上很脆弱，如同坚硬而易碎的瓷器，脆性很大，失败后容易陷入自卑和自我怀疑，很容易一蹶不振，往往会自怨自艾下去，逐渐消沉。
另外由于蒙古人个个认为自己是不可一世的英雄，所以在蒙古人憨厚朴实外表的也导致缺乏协作和团结，妨碍着蒙古社会的统一和整合，此永远是蒙古文化中缺少的重要一环。在这种情况下，工于心计的异族统治者只要采用离间计，或者公开称赞或者封赏蒙古人中的一个部落，或者给予某个部落某种特殊的权利，就很容易在蒙古人中播撒下不和的种子，挑起蒙古人内部的争端，令其内斗，相互攻杀，从而达到弱化蒙古民族的目的。这也是在铁木真崛起前蒙古草原上的常态，只要女真人动点儿心眼，草原上就血流成河。
由此赵昺又引申到了‘人性和自由’的方面。从古希腊斯巴达克斯说出“我渴望自由”开始说起，认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值得我们骄傲，感激的成果都跟服从没什么关系，服从和盲从也许会在一些方面会对效率有正面影响，但更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陈识时听着小皇帝侃侃而谈，其实却大多时候不明所以，别说不知道斯巴达克斯是哪位‘先哲’，连希腊国在何地都闹不清。因为此已经超出了自己所学，打破了过去的认知，甚至颠覆了诸多前人之言。可他却并没有觉得反感，反而觉得小皇帝分析的似乎很有道理，能沉下心静听下文。
说了半天，赵昺觉得已经把自己也说服了，这才觉得口干舌燥，喝了一杯茶才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他以为现下可以利用被俘的领兵将领原有的威压来统御自己的属下，接受大宋的封敕，为大宋征战。当然也需要给予一定的好处，比如可以保证他们子弟的安全，保留原有的领地和财产，并根据职务享有响应的待遇。
陈识时听了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毕竟这些人保有了领地和部众，若是再放权给他们，就有可能利用旧部临阵倒戈，或是提出非分的要求。若是条件得不到满足，就存在叛乱的可能，还是谨慎些为妙。且当下的归顺也是形势所迫，不能视之为忠心臣服，还是应有反制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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