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之人，作为派往新占之地，组建各级政权的官员；令刑部严格设卡盘查，抓捕敌国探子；而礼部则依惯例举行各种祭礼，筹备新春灯会，以迷惑地方。
此外又密令位于预设战区的各地州县做好动员，一旦战争爆发，立刻组织百姓撤往安全之地，将粮食和牲畜、财物全部带走、隐藏，做好坚壁清野工作。同时又要安抚好百姓，勿要引起动乱，防止有人趁火打劫，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得益于大宋建立的有利基层政权，虽然时间很紧，从朝廷州府到最基层的保甲都很快被动员起来，诏令得以严格的贯彻和执行，其中尽管不可避免的出现些瑕疵，可都通过强有力的手段执行下去，保证了战争准备工作得以在战前完成。
这让赵昺十分欣慰和感激，尤其是像应节严和马廷鸾等准备致仕的老臣也不顾年迈，依然废寝忘食的巡视、督促各地官员，处理突发事件。当然也有部分官员对此不满，以为当下与蒙元和平相处才是上策，擅自挑起大战，于国于民皆是大害，但这些人很快便被控制、查办，把不利于大局的声音压了下去……
局势发展到此，赵昺明白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大半，即便可能会有变数，但是大势已成，玉昔帖木儿部已经的笼中虎，再掀不起什么大浪了，被歼灭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扬州城亦是囊中之物，在外诱敌的脱烈都部已经被自己遣兵击溃，残兵远遁五十里之外。城中之敌就是瓮中之鳖，自己随时可以破城，将其尽歼。
按说胜券在握，赵昺应是满心欢喜，可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被件事情困扰，赵昺知道大胜之后必然会擒获大量俘虏，尤其是这种围歼战，而如何处理这些俘虏也是个大问题。从前抓获俘虏后，一般都是将军官处死，兵丁选丁壮入苦役营，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
在收复江南的战争中，赵昺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将蒙古人、色目人及通敌叛国者皆处以极刑，兵丁编入辎重部队服役。但当下的情况却有了变化，彼时驻扎在江南的元军大部分是汉军和新附军，无论怎么说他们也是同属一个民族。而两淮和中原地区驻扎的大部是蒙元的镇抚军编成，他们是以蒙古人和依附于蒙古人的契丹、女真及来自中亚地区游牧民族的色目人，他们非是本族，依照此前的政策他们面临的只有死路一条。
赵昺知道在中国古代战争中大规模的杀俘并非稀罕事，仅史书所载的历史记录除了白起之外，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比如在秦汉交际时代的项羽，就曾“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而在三国和南北朝时期，坑杀也一度成为了处理那些难以信任的降卒或者是报复性屠杀的普遍手段。比如曹操和袁绍之间的官渡之战，曹操便坑杀了袁绍七万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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