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来到这个世界时，除了惶恐，还有失望。在他的印象中宋代是中国科技文化的巅峰时期，而以他所见到的几座大城，无论是初时的广州、泉州，还是收复江南之后的临安城，遍布破败不堪的老房子和废墟，其中自然有刚刚经历兵火之故，可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没落。
以赵昺的眼光看，那些建筑虽然不失高大、雄伟，甚至依旧富丽堂皇，可是在他这个缺乏审美的理科生眼里都没有艺术概念，没有艺术品位和美感。这折射出大宋无论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久已停滞不前，对艺术的追求已然丧失，也变得毫不重要。而原材料价格高低和加工难易程度才是决定工艺品价值的要素。
从这些情形中，也可从侧面反映出工匠的素质，赵昺想想也就释然，那些没读什么书的工匠，从事如此“贱业”，只可能因循守旧，按照祖师爷传下来的样子依葫芦画瓢，不但工艺技术上难以有进步，审美趣味更不可能有多高水平，只能在材料和繁复的程度上做文章，以求卖个好价钱。
所以在赵昺眼里这幅人人称赞的画作，虽然技法娴熟，色调鲜明，可仍然带着衰败之气。作者依然沉浸在对过去辉煌的怀念，却没有能够冲破固有的执念，没有反思和创新。在加上一帮附和者的称赞，他更觉陈腐之气盈院，处处弥漫着腐朽的味道。
俗话说世事难料，但赵昺觉得形成今日局面也是有例可循的。在前世他记的有位叫‘灭霸’的威漫英雄，其秉持着中‘资源有限，无法支持人口扩张’的观念不断挑起战争。他觉得这种观点在大宋似乎也得以验证，人口不断突破历史纪录，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发展水平反而不断降低，技术发展陷入停滞，工艺难以得到创新。
现代学者在社会文明的发展上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一个社会分工是否精细、文化艺术是否发达、工艺品是否精良，这些指标其实都直接取决于一个基础性指标：一个社会有多大比例的成员能脱离生存必须品的生产，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简言之，一个社会的剩余率越高，文明就越繁荣。
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全社会的剩余率也越高；而劳动生产率来自技术进步，自然，技术进步就会带来全社会剩余率的提高。这个观点会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就回到起点。结论就是在传统社会，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并不会持续提高剩余率，所以文明并不会一直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赵昺觉得两种观点是各有千秋。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评价一个时期社会繁荣的标准之一，脱离食物生产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是个直观反映文明繁荣程度的指标。我们皆知进入现代化之前，多数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都很低，并以为这个比例是常态。
而人口的增长同样被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有学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而大规模消灭人口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
赵昺以为在宋朝却并不适用，在中国历史中不难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文化上的艺术和思想观念、器物层面的工艺和技术，还是组织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头，大都出现在两宋、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而这几个历史时段对应的都是人口压力相对较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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