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捷方式，即“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
然而，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作为可以和儒家抗衡的墨家衰落了，墨家的衰落也伴随着工匠社会地位的大倒退。帝制时代是以农立国，以士治国。士和农是统治者的基本盘。而工匠如管仲所言“群萃而州处”，大家集聚在一起并住在城镇里，而商人则是四处流动，不利于统治。
在此长达两千年，工与商是被统治者歧视的，帝国各种制度的设计是对其进行打压和防范的。这两种职业之所以还存在，那是社会需要建造房屋、制造器物，需要货物的流通，不得不允许这类人的存在。可以说，中国的工匠和商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是在夹缝中生存。
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制度，使得普通人也可以进入统治阶层，促进了社会平等，阶层流动。但是也产生了消极的一面。赵昺以为科举制的兴起，使工匠群体被日趋边缘化，士与工匠的社会地位差距越来越大。更为严重的是改变了人的思想。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许多贫寒家庭子弟的人生梦想，“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成为了社会的价值评判的标准。可在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付出了代价，其中包括制造业技术进展缓慢，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
显而易见社会上的聪明人都想着去读书，应考，当官。而去做工匠的，往往是被生活所迫的贫寒子弟——如果家有几亩薄地，能够好好当农民，便很少去当学徒，去忍受几乎是当师父奴仆的虐待。而一个能工巧匠如果凭手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手头宽裕了，他想到的一定是让儿子去读圣贤书，参加科考，脱离工匠阶层而做官。
于是后果就是，整个工匠阶层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甚至大字不识几个的体力劳动者，工艺的好坏完全靠工匠的经验和敬业的态度。偶然出现的大工匠只是凤毛麟角，并不能以某种教育培训体系来批量地养成。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在工程技术领域确实相对同时期的其它国家水平较高，但这些成就都是建立在工匠的经验之上的，没有从科学层面进行总结、归纳。
赵昺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很快发现，发达的造船业是工匠代代相传的手艺使然，但工匠并不懂得浮力定律。建筑学也同样如此，工匠不懂得结构力学、材料力学。而这种纯靠经验的‘创新’不仅乏力，且再往上走，很快就到了天花板，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所以一群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匠，他们中间即便有特别聪明的人，也只是学习师父的手艺更快而已，怎么可能系统地总结出现代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知识，进而有各门类的现代工程学？如此就能够解释中国古代为何没有从工艺迈进工程技术科学的门槛，你总不能指望那些多是文盲、半文盲的工匠将工艺理论化吧！
这个社会受到良好教育的一群人在做什么？他们在读“四书五经”，学习儒家经典，幸运者通过一次次考试做了官，又是靠儒家伦理治理国家，一些财务、法律等专业性工作委托给师爷。有几个愿意和工匠一起去研究锻造工艺的改进——那是他们瞧不起的“贱业”。
赵昺知道在中学历史课本对黄道婆大书特书，称她是元初著名的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由于传授先进的纺织技术以及推广先进的纺织工具，而受到百姓的敬仰。黄道婆少年时流落崖州，师从黎族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回到松江后教人制棉，传授和推广捍、弹、纺、织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使松江棉布畅销天下。
在琼州时，赵昺也曾想到过这么个历史人物，但是他却没有刻意寻访，因为他在琼州时已经完成这样一项重大的技术改革与推广，以增加外贸收入，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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