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毕竟未脱君主专制与地主经济的大框架。误读者往往抽离大前提，不分时段区域，观过度美化宋朝者，以偏概全的认知性误读，但也有极度美化者将宋朝政治等同于当下的中国模式。将若干新元素绝对化、普遍化与一贯化，进而作为过度夸饰的支撑性依据，其结果必然有违历史事实。
就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在所难免。
就精神遗产而言，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自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明清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宋朝士大夫官僚确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那是相对其它专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仅限于政治生态良性运作期。南渡以后，政治生态明显恶化，秦桧在宋高宗的默认下，屡兴文字狱置反对派于死地；韩侂胄以“伪学逆党”倾陷政敌，厉禁道学与道学派，都是众所周知的。误读者不论前提与时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没有思想禁区”与“没有文字狱的时代”，显见是大谬不然的。
新儒学确有砥砺人心之功，也出现了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样的力量，但士风从来随政风互动。在良好政风下，庆历、嘉祐时，士风相对振作，操守自然高扬。政局一旦污浊，虽仍有少数士大夫不为所屈，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士风窳败，斯文扫地，何来风骨气节可言，而这些权臣与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吗？足见笼统断言宋朝是“君子时代”，无疑也是误读。
有人将宋神宗与宋哲宗时期有新旧党争说成“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与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两党轮流执政”，用以论证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这种说法把古代帝制下两党轮流辅政与近代意义上两党轮流执政混为一谈。一字之差的症结，旨在抹杀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的本质差异。
宋孝宗与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继皇位，有人将其曲解为政治上“‘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开放性”。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因君主绝嗣而旁支承统的权变做法，并非宋朝独有，若将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权开放的观念”，实在匪夷所思。君不见，皇权依旧在赵姓皇帝后代中私相授受，“皇权开放”从何谈起。
有人把宋朝对皇权及其决策程序的相对制约，解读为“皇权成为最高公权力的象征”。殊不知宋朝这种相对制约，最终必须以皇帝自觉接受权力制衡为前提。这也决定了代表皇权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宪制那样彻底虚君化，也就谈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国家公权力最大限度地属于全社会”。
所以说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其所有进步都是相对的，而且是在专制政体下展开运作的；皇帝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顶层设计无不服务于君主专制集权。说宋朝国家政权已经超越利益集团，是缺乏依据，也违背史实的。
赵昺一番思索后，觉得自己现下的正确做法应该是理性的区分宋朝遗产中的新生儿与洗澡水，全单照收与一起泼掉的做法都不足取，在转过身时心中已经有了定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