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权上，派遣文官主政州县，直接对皇帝负责，另设通判掣肘州府长官。在州府之上，派驻代表中央的路级机构，主要有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前三者分别主管一路的财赋、司法与赈济，同负监察一路州县官的职责。帅司专掌一路军事和治安。作为路级机构，四司既各专其职，又相互督察，这种互相牵制的权力结构，看似叠床架屋，却使任何地方大员都不能专权独断，更不可能出现类似藩镇割据那样尾大不掉的祸患。
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形成了宋代特有的监督机制，为了防止兵权在握的武将擅权，甚至割据一方，除了采用‘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制外，往往在出兵时会遣大员或是皇帝宦官监军。在这种制度下，领兵的将领往往要看监军的脸色形势，不仅被束缚住手脚，还会延误战机，甚至影响整个战争的走势。这种血的教训在宋朝屡见不鲜，以致出现童贯这个宦官领兵作战的奇事，北宋的灭亡与这种体制不无关系。
但是赵昺却无法驳倒众臣，在南宋末的襄樊之战中正是因为吕氏兄弟的背叛才导致两淮失守，终于导致亡国。而在他们看来根本原因就是朝廷对吕文德的信任，没有依照祖制遣重臣坐镇两淮，才导致其在失去监察的情况下，欺上瞒下，不断做大，以致朝廷对其失去控制，导致了整个抗蒙战争的失败。
西川的地理位置同样重要，而重庆则扼住长江通往中下游的水路，向西可以取川蜀。众臣们以为在夺取重庆后，领兵的将领一旦有了叛心，只要控制了长江水道就可以阻挡平叛大军，向西则能占据四川，从而脱离朝廷，称王于川蜀。
当下意见相左的双方陷入了僵局，可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数万军兵整装待发。赵昺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这次机会，但僵持下去就会错过战机，而妥协他又难以接受。正在他苦思之际，王德进来称应节严和刘黻两位知事请求觐见，说是编敕初稿已经完成，请陛下御览审核。
赵昺听了会心一笑，他知道俩老头儿也定是为此事而来，毕竟僵持下去会导致矛盾的激化，这也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才假借奉书之名前来商讨，寻求解决的方法，他当然是有请了。可没想到的是，俩老头儿还真的带来一摞书稿，他此刻哪里有心思细读，便随口让他们讲解叙述。
两人相视一笑，似并不以此为杵，由刘黻先行解说，而赵昺只能如从前一般坐下听讲。其先从中国历代政治体制严格开始讲起，这就相当于本书的前言。本质上中国古代的行政体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国家的行政机构是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地方行政机构郡、县二级都是中央在地方的派出机构，不是地方自行产生的自治机构。
在帝王制度下，如何使一个如此庞大的官僚机器能有效地运行，从春秋战国起，便成为一个摆在中国思想家面前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中国监察制度的背景和起源，便是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官僚制成型以后，如何调控这个庞大官僚机器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是偏重于伦理观念，强调以礼治国，通过礼仪制度来确定人与人之间从家庭到国家及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
但这一套庞大的官僚机器自上而下如何运转，专靠礼仪制度那就显得不足了，它需要法令来统一国家各级官僚机构执行相应的政策，如何保证各级机构的官吏真正履行中央规定的政策和法令，那就把监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三个层次：君、臣、民。其中的君，代表决策系统。臣，作为官僚机构的运行者，代表行政系统。民，是代表广大受统治管理的民众。这三者的关系，是君王通过官吏来管理民众，以使整个社会生活得以有效运行，故其行政管理结构是君管臣，臣管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