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须下跪。
进入庭审阶段，按《州县提纲》的要求，开庭之际，法吏“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法官）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任地方官时，也发布过一道“词讼约束”，其中规定：法庭对已受理的词讼，“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也就是说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
不过跪讼的制度当下确是在一江之隔的蒙元的诉讼人的规定动作，他们那边都是跪着听讼的，所以赵昺以为后世的明清正是继承了蒙元的这项制度，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乡绅，才获得“见官免跪”的特权。而“包公戏”的编剧们，显然是将元明清时期的庭审制度硬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另外我们看“包公戏”或“包公案”，还会发现一个细节：人们到开封府诉讼，不管是大案小案，还是刑事民事，都由老包一个人审理，仿佛偌大一个开封府，只有包青天一个法官，加上御猫展昭这个刑警队长领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衙役，再顶多有一个公孙策在幕后赞襄，其他人连打酱油的机会都少。
但实际上，宋时开封府设置有庞大的司法机构，其中的判官、推官、司录参、左右军巡使、军巡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官，都负有司法之职能，他们的主要职权便是审理刑事案与民事诉讼。百姓到开封府告状，通常是左右军巡院受理，开封知府不过是统率一府之公事而已。如果每桩案子都要包公亲审，老包估计早就鞠躬尽瘁了。
其实赵昺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也以为如此，事实上在他掌政琼州的初时也是这么干的，一地主政官员就几乎包揽所有诉讼。这其中自有手下缺乏可用之人的缘故，更多的还是不懂，而随着政局稳定，行朝的迁琼，他才发现宋时已经有了司法专业化的构架，已经建立起一个专业、专职的司法官员队伍来处理司法事务了。
州郡一般会设有三个法院：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设左右院，即有五个法院。当然一些小州则将州院与司理院合并，只置一个法院。每个法院都配置若干法官，叫做录事参军、司录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主管当地置司的推官、判官，他们的主要工作也是司法。他们都是专职的法官，除了司法审案之外，不接受其它差遣，即便是来自朝廷的派遣，也可以拒绝。
此外随着各级机构的完善和建立，赵昺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近现代出现的司法考试，其实在宋时已经出现，也就是说宋朝的司法官在获得任命前，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只不过叫做‘试法官’。考试由大理寺与刑部主持，两部相互监督，以防止作弊，并接受御史台的监察。
试法官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每次考六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一场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考官逐场评卷。考试的分数必须及格，且标准很高，绝不是六十分就行的，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才算合格。
可惜的是宋人开创的高度发达的司法体系，以及司法专业化的历史方向，并未为后面的朝代所继承，元明清三朝的司法制度，退回到非常简陋、粗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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