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主的大蒙古国进行改革，逐步建立了一套适合对全国进行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中统、至元之初，忽必烈对以其“藩府旧臣”为主体的这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实行了卓有成效的汉化政策，建元表岁，建构新型的政治制度，在军事上建立了一支杂糅蒙汉军制的武装力量，并仿照中国传统建立礼仪制度。
不过好景不长，汉法派对于言利统统反对，没有更好的方法也不想采取措施解决元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他们与忽必烈的关系逐步疏远。阿合马等回回理财大臣则利用忽必烈的信任，拉笼理财之人，谋取个人私利、贩卖官爵。这些行为与传统汉族儒臣所理想的儒治完全相背，因此受到大部分儒臣的反对。
安童时任首相，能荐用和亲厚儒臣，崇尚汉法，政刑宽平，故有贤相之誉。这些儒士集中在太子真金和丞相安童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汉法，反对理财之臣的政治势力。至元二年到至元六年之间，儒臣支持和辅佐丞相安童，加紧制定完善各项制度，推动忽必烈在行汉法的路线上继续前进，稳定汉法派在中书省的地位，与阿合马集团形成对抗。
回法派和汉法派之间就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赵昺清楚回法与汉法的主要分歧其实还在于对理财的态度。
回法注重理财，符合了忽必烈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而实行的“理财助国”方针，但是，回法在理财的过程中完全不顾民间的承受能力以及国家法度，并不利于元朝国家政权的运行和吏治的完善，汉法派对之极力攻击，不是没有道理。
可就汉法派来说，汉族儒臣虽在建立各项制度方面可以说是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是在国家政权建立之后，对于国家财政困难的现状，他们的认识并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对于理财的观点与忽必烈正好相左，这才是导致了忽必烈对他们的疏远的主要原因。
阿合马在政治斗争中被杀死后，忽必烈别无选择的实行了二期儒治，但是儒臣们对于理财的观点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以至于阿合马死后，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忽必烈裕国足民之意。使得在阿合马时以贿进的卢世荣得以为所用。其一上台，马上就以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二期儒治旋即而亡。
赵昺清楚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十分复杂，尤其是经历了这个时代的洗礼后更是深有体会。蒙元两派的争执之所以难以调和，首先在文化方面，此时期回汉民族所崇尚的两种完全异质文化，汉族儒家文化和回回人的信仰之间存在隔阂，在其共处中，必然出现种种误解和冲突。
文化的差异使得汉回两者之间在统制政策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回法主张个人拥有财富，创造财富，诸回回官员将其运用于国家之上，导致了他们对“包税制”、国家垄断等可以“开利源”政策的偏好；而这恰好和儒家主张的民本和“藏富于民”的思想相背离，因此两者在对中原汉地如何进行统治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再者，在官员自身道德修养上，崇尚程朱理学的汉人儒士主张“修身治国平天下”而以修身为本，但是大部分回回理财官员往往是“亦官亦商”，以官为商，因此食利是他们最大的追求，故回回官员多贪赃枉法、恃宠邀权、党群为奸，这也是造成汉人汉法派官员和回回法官员之间水火不容局面的一个原因。
此外有元一代的回汉冲突也是由于蒙古贵族的统治政策所决定的。蒙古人人数不及汉人的二十分之一，要完成对汉族地区的统治、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蒙古人不仅需要汉族士大夫参与政权中，也需要用回回人来平衡汉人政治势力，实施以回回人治汉地，而以汉人治回回地的统治理念却贯穿了整个蒙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