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利及近水而建，在一番讨论后，赵昺决定将手工业区及军工生产尽数前往城东的原城防区，那里靠近钱塘江，又处于下游对城市水源的污染可以降到最小，而临江又可方便从水路转运各种物资，并送往各地。而他也想借着搬迁之际重新细化分区，尤其是军工相关的工坊可借此进行升级改造，加大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产量。
下一个赵昺决定针对城内的主、次干道进行硬化和拓宽，达到先前规制的三十步宽，同时完善排水道路系统。工程看似不复杂，但是难度却不小，因为当下侵街现象严重，要想拓宽道路必须先行拆除那些非法建筑物。而拆迁在现代是个容易激化矛盾的老大难问题，在宋朝同样存在，难度之大甚至到最后往往无疾而终。
以赵昺所知在开封时就存在侵街现象，那时定都开封时，侵街不仅使街道狭隘，也致使街道曲折不直，由此，朝廷从这两方面入手治理侵街，一方面顺直街道，另一方面规定街道必须宽阔至三十步。但结果是侵街现象更加严重。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就有这样的材料：京城衢巷狭隘，（真宗）诏右侍禁、阁门祗侯谢德权广之。德权既受诏，则先撤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
看看当时宋真宗亲自下诏，要求拆毁侵街建筑，却受到“贵要”大户纷纷抵制，皇帝不得不收回成命。然而，侵街现象过于严重，特别是“沮事者皆权豪”，使得志在广街衢的谢德权以死相逼。其中最大的阻力正是来自当权者，当时侵街最严重的是原宰相夏竦所开邸店，知州周湛在整治时，被诬告扰民，以至于他被调离本郡，徙知相州。
哲宗朝，给事中范祖禹曾上书宋皇帝，指出：“有司毁拆屋舍太过，居民不无失所，虽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以为无令过当拆屋，以免引发动乱和民怨，结果就是道路、桥梁被公私宅舍、商家店铺等建筑物所占据，大大破坏了宋代的城市环境。
南渡后，侵街现象与北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临安城内的景象是“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后世有人曾言正是没有“过当拆屋”，这才出现了两宋京城繁荣的商业景象。但赵昺以为侵街的普遍存在，正是受到两宋时期人们对金钱、利益过度追求的影响，繁荣了经济的同时，但它却造成了城市混乱无序的结果，以发展的眼光看是得不偿失的。
同样治理河道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而按照赵昺的计划是将已经淤塞严重的茅山河由明河改造成暗渠，当然也要经过清淤，并加以垒砌、加盖，作为城市排水的主管道，然后将各处的污水通过支路汇集于此，集中排出城外。
按照赵昺的设想，这条暗渠应作为世纪工程来做，内部要足够的宽大，规制可与近代德国柏林的地下管道相媲美。平时暗渠可作为排污之用，遇到洪涝也能将城中积水排出城外，防止内涝的发生。当然在军事上也可起到防敌水攻的作用。
城市改造工程开始的同时，也要对居民区进行升级改造，首先就是将‘土井’变成‘瓷井’，防止水源污染。此外垃圾集中堆放、清运、街道的打扫等规制都要同时展开，并形成长期机制。而问题又随之而来，这个时代是没有城管的，那么赵昺还要考虑在八百年前建立这么一支‘伟大’的兵种。
赵昺在为自己绘制的蓝图兴奋不已的时候，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群臣对这项耗资巨大，费力不讨好的工程兴致不高，且无人愿意领受这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