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使军队内部管理失控。这使得南宋不断的失去北地民心，不仅彻底断送了南宋北定中原的可能，也成为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什么事情的都不是平白无故发生的，总是要有个缘由的，赵昺作为一个后世来人，自然有回望历史的机会，就可以发现一道清晰的发展脉络，而绝不仅仅是厌恶和不信任那么简单，却是一场大宋朝堂之上，地方之下，南人和北人，文臣和武将延续百年政治大戏。
在赵昺看来南北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源，首先还是钱的事儿，然后才是人的事儿，最后便是权力的事情：
宋朝建立之初，北方久经战乱，经济萧条；而南方受战争的波及要小一些，且江南已经是富庶之地，即便云南、贵州及岭南地区也得到渐次的开发，形成了经济上南强北弱的形势。但建立宋政权的却是以北方人群体，在政治上南方人自然就处于弱势。
而随后爆发的新旧党争，隐隐地就在南北地域上有了大分野。新党大多为南方人如王安石、章惇、吕惠卿、曾布；旧党代表人物如司马光、程颢、程颐、刘挚、韩琦等。而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曾轻言：“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换言之某种意义上这是朝堂里的南北人地域歧视的公开化！
到了南宋，南人和北人的矛盾更厉害了，非但大儒朱熹瞧不起北方人，很多南方士大夫在诗文随笔里也多有批评北人粗鲁愚蠢。打开《宋史》，放眼你看《奸臣传》几乎全是南方人，赵昺当时就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宋朝自靖康之变，南渡之后，长期以来面临女真金朝、蒙元这样的强敌，随时面临着亡国之危，如此选择抵抗到底的以战止战策略，还是外交谈和，一直是朝廷内部的主要论战，进而影响到文武关系。
在南渡之初的时候，因为高宗赵构身边的军队有限，又面临金军南下的侵袭，因此不得不注意安抚和招徕这些归正人作为基层军队的补充。而北人多属武人，沙场宿将，志在恢复自己的家园，自然是主战；而出身自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背景的南方人，经由科举入仕，多着眼于稳定江南政局，对战争并无胜算，赞成偏安、坚持一力主和。
在赵昺看来，正是南北人自身考量的不同，便有了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由此而衍生出对生存与发展、现实与理想、偏安与恢复等不同的看法。而认知差异和南北地域问题及文武问题纠结在一起，又对政治环境产生了影响。而南北人对政治环境、宋金、宋蒙关系既种使得问题更为复杂。
宋廷迁都临安也是更有利于老家是福建路、浙西路、浙东路的士大夫，于是南人主政北人主军的局面逐步固定下来。尤其在重文轻武的国策下，由科举入仕的南方文人占优势之政治环境中，对从北方來的人而言，自然筑起一道智力防波堤，用人取舍之间，南北便有亲疏内外的不同，就容易产生政治生态失衡的现象，形成政争，为他们日后的混战埋下了隐患。
为了小朝廷的生存和发展，也为了争夺政治利益，和战问题就不单单是政见之争，更上升为人事恩怨和所谓的南北人问题，而经济上南强北弱，政治上南方人掌握了南宋政坛，北方人大多流离失所且多为武将。所以你看在北宋时的北人和南人在军事与政治所居的地位差异明显，因此南宋时代形成北人主军、南人主政的政治形态。
从南宋开国以來，几次重大的事件，岳飞之死、苗傅、刘正彦、郦琼之叛及曲端的被杀，孟珙的抑郁而终，固然各有不同的原因，然而南北地域情结似乎也有相当的关联性。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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