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寨，屯驻重兵封锁梅山，不许汉人与梅山徭人往来。可直到神宗时，朝廷派遣大军征剿与招抚并用，才将梅山地区纳入宋朝管辖之下，并以王化之新地和人安德化的开化名义，在这里设立了新化、安化二县。但在西北宋朝却没有能阻止西夏的独立，为此大宋不得不动用武力，与西夏周旋几十年，也未能取胜，反而是糜耗大量军费，损失了数十万大军。
作为后世来人，赵昺自然知道宋代以后的事情。说起来在这个时代正式历代实施羁縻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说起来却有些戏剧性，完成历史转折的却是同样一直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的蒙古人，而使他们能够实现对南疆蛮夷的统治的工具，居然是驿道。
在第二次蒙宋战争中，为了能够避开长江天险，实现迂回到宋朝的腹背的战略目标。忽必烈率蒙古大军，自川藏交界地带南下攻灭大理，将云南第一次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为了使云南行省与内地相通，元朝先后修筑了通往四川的建都道、乌蒙道和通往湖广的普安道三条驿道。
由于蒙元占领大理后将政治中心自大理迁往东部的昆明，一路东行、进入湖广后，转去往元大都的普安道地位愈加重要，而这条驿道，正好穿越了苗疆。至此才通过元朝修筑的驿道，南疆的整个风貌才最后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
蒙元在夺取南疆后，始采用‘土司制’对新占地区实行统制。土司其实也非正式官名，而是对类似官员的称谓。在赵昺看来土司制同样是脱胎于唐宋羁縻制度，当然也使得两者有着相似性，又有着特别之处：
首先职位世袭，土官和中原王朝的诸侯王一样，可以把职位传给子孙，亦或是其他的亲属；其次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比一般地方官更大的权力，在辖区内可自行任命属官；再者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内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士兵、家丁和仆役，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
当然，朝廷对土司也不是毫无约束，除了名义上的称臣外，土司对天子还负有其他义务。土司要同海外属国的朝贡一样向皇帝进贡，这也可视为维持两者君臣之盟的一种形式。另外逢改朝换代之际，土司要向新皇帝宣誓效忠，得到新王朝的承认和印信，才能延续政权的合法性。
不过元代的土司制仍然不能视为成功，赵昺记的在元末红巾举义后，土司趁机扩张势力，归附地方军阀或者干脆自立门户，参与到元朝末年的群雄逐鹿当中。然而却也因此惹了祸，因为土司在这次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表现的太过活跃，以至于被最后的胜利者朱元璋视为了独霸天下的威胁之一。
在中原王朝眼中，治理苗疆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将语言不通、不受官府或地方土司管辖的‘生苗’，改造成通晓汉人语言、向官府或土司纳税服役的‘熟苗’，使苗疆成为开化之地。为达到这一目的，明清两代都煞费苦心。
明朝建立后便利用西南地区的土司来征剿生苗、镇守苗疆。而为了防范牵制土司，又在各个土司辖地周边，设立密集的卫所、军屯，形成犬牙交错、相互遏制的局面。但到了明末，西南各卫所衰败废弛，明朝不得不大量征召土司辖下的土兵，以填补卫所虚空。可想而知，靠征用土司土兵来维持苗疆稳定，只会使土司挟苗自重，尾大不掉。
到了后来为了专注于抵挡来自北方的威胁，明朝只得彻底放弃征服苗疆的打算，竟然想到用一道边墙，干脆把墙外的生苗隔离在外。于是在远在长江以南的湖南西部地区，修起了一道南起湖南、贵州边界的亭子关，北至湘西州古丈县境内的喜鹊营，途经凤凰、吉首两大湘西重镇，全长三百八十余里，纵贯整个湘西地区的长城。可见明朝的统治者是多么无奈，实现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