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虽然在心中不断的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气恼，意欲为皇后开脱，但他也知道罢黜皇后的成本太高。这不仅仅是因为重新立后需要消耗巨额的金钱，当然实际上以当前的财政状况他也实在没有能力和精力再重来一次；另外政治成本也不小，这将有损自己的声望不说，且会让力主立吴曦为后的臣僚们惶恐不安，他们一定会极力阻止，从而引发新的危机。因为在士大夫阶层看来，这件事不仅仅是废后那么简单，而是要打破他们为皇帝设立的栅篱。
虽然对于儒家的理论赵昺多有反感，也不喜其中的条条框框，但是十年来师傅们的耳提面命，以及每年数个月的经筵灌输，即使他本能的抵触，洗脑似的教育也让他不得不被动的接受。可他终归不是那个真正的赵昺，却是有着现代思想和成人思维的‘新人’，可以独立的思考，以自己的思想来分析和判断优劣，且加以利用。
随着对这个时代的了解，赵昺也开始利用学到的东西重新解读这个世界，并从中寻求破绽，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他有时会想，若是自己的几位师傅和那些开讲的名儒发现自己存着这种心思来听他们叨叨，会不会被气死，而这也是赵昺突然转了性子开始主动学习经史的原因，毕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赵昺仔细考究过宋朝历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其完备性可谓为历代所不及，其中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也有其他王朝所无的。两宋三百余年，从未诞生过一个独裁的君主，倒是著名的权相出现了一大串，能列出一个长名单：丁谓、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等。
从中可以发现宋代没有很好地解决权相专政的问题，但君权则是受到了有效限制。而赵昺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发现自己的列祖列宗之所以和自己一样不能‘快意行事’，并非只是惧于祖宗家法，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完成了对皇帝的围堵，在权力的运用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栅篱，使得大宋的皇帝们难以独断朝纲，赏戮随心。
首先对于皇权造成约束的东西在现代人看来是极为可笑的，那就是虚无的‘天’。在秦始皇建立帝制之后，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汉代时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理论，在皇权之上设置了一个更高位阶的“天道”，从而将绝对皇权改造成相对皇权。
赵昺实在无法想象古人对于“天”的敬畏感是如何的强烈，但在秦后各个王朝，天命、天道确实对人间的君权产生了约束。古代的君主们都坚信不疑的相信上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并通过灾异向失德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当然君王们也成功的借助君权天授和上天之子的名义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在这种心理下敢于挑战‘天’的权威的人少有好下场的。
熙宁年间，王安石为说服宋神宗压制异论，厉行新法，则放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实就是蛊惑皇帝摆脱天、祖宗成法与舆论的三重束缚。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因为结果很可能导致皇权专制主义的生成。也因此，当宰相富弼听闻王安石向神宗说“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的时候，就坐不住了，上书称：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王安石被贬嫡，神宗暂罢新法，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天命”的敬畏，一场足以改变历史的革新就此被虚无的上天所改变了。显然君主敬天，所以不敢一意孤行，使天作为节制人间君权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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