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四个字就给打发了。
但是皇帝的御批又不能不听，徐宗仁又召集众人逐字逐句的细细研讨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非礼’之处，可送上后又被驳回。再一再二不能再三了，大家再审后仍然没有发现纰漏，可以只能呈上再请陛下明示，这次赵昺在后面加了一个字——冠。
大家看过御批后立刻一个个苦笑不已，这事情若是传了出去真是丢了大脸，岂敢再称名儒贤士。原来按照《礼记·王制》所载，以“冠、婚、丧、祭、乡、相见”为“六礼”。其中的“冠”就是为成年礼，而没到成年，或没举行过成年礼就结婚，那就是“非礼”了。
出现了如此大的疏漏，众人自然懊恼，竟然将如此大事给忽略了。可转念想想，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啊！想那小皇帝五岁开府主持琼州军政，八岁称朕受命监国，初时还觉的其年纪尚小，但其处理军政事务从不含糊，带领行朝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其所作所为哪里是小孩子该有的，渐渐的便适应了，不敢再小瞧，从心里将其视为成人，却忽略了陛下的年龄，不是提醒竟然忘了其还未行冠礼。
另外宋代虽然礼书上还在继续修冠礼，但除了真宗、徽宗和理宗为皇子行冠礼外，现实中冠礼仍然不受重视，皇子行冠礼并未形成定制。以致英宗时蔡襄论道：冠昏丧葬，礼之大者，冠礼今不复议。曾巩也指出：古之人重冠，于冠重字，字则亦未可忽也。今冠礼废，字亦非其时，古礼之不行甚矣。苏辙则说：今夫冠礼，所以养人之始，而归之正也，今皆废而不立。
宋代皇室中冠礼都已被疏忽至此，民间冠礼废弛的状况更可想而知。但这又是不能够绕过的重要环节，说起来冠礼就是表示男青年至一定年龄，性已经成熟，可以婚嫁，并从此作为氏族的一个成年人，参加各项活动。简单地说，举行冠礼就是要提示行冠礼者：
从此将由家庭中毫无责任的孺”转变为正式跨入社会的成年人，只有能履践孝、悌、忠、顺的德行，才能成为合格的儿子、合格的弟弟、合格的臣下、合格的晚辈，成为各种合格的社会角色。只有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人，也才有资格去治理别人，才能继承和发扬华夏礼仪文明。换成现代的一句话说，冠礼就是华夏礼仪在华夏成员心中的奠基工程、基础工程，而儒家也将冠礼定位于礼仪之始。
皇子同样只有在受过冠礼后才有出就外第、开府置僚、出班听政的资格，当然也是形式大于实际。出就外第是对皇子的一种限制管理；开府置属和出班外廷是皇子参政议政权利的体现，不过开府置属虽给皇子配置了官属，但官属的教育训导功能大于政治辅佐功能，出班外廷则侧重于奉朝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
但是当下出了赵昺这么个怪胎，五岁便开府建衙，出外就藩；八岁继位理政；如今为及戴冠便统领大军收复了江南半壁江山，因此以皇室制度和此前旧例都无法套用。此外便是戴冠年龄的问题，这又出现了分歧：
有朝臣有人援引程颐的论点，称其曾分辨言：“冠所以责成人，十二年非可责之时。”他又认为，既冠矣，就必须责以成人之事，否则就成了虚礼。如果冠礼之后不能责以成人之事，则终其一身都不能期望他成人，所以，“虽天子诸侯，亦必二十而冠。”如此小皇帝还不能行冠礼。
可也有人援引司马光的论点，在其《书仪》中，制订了冠礼的仪式：男子年十二至二十岁，只要父母没有期以上之丧，就可以行冠礼。另有儒者提出《左传》中鲁襄公十二而冠的记载，主张冠礼年龄满足十二岁即可。而这种观点下赵昺此时行冠礼就是合乎礼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