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再行授官从吏员做起学习做事的程序和细节。此事在琼州，我们也曾实施，可为何今时有朝臣上书，以为如此不妥，朕百思不得其解，还请徐尚书赐教！”赵昺问道。
“此事说来话长，官与吏其实非是同路，乃是殊途。当日在琼州可能事态紧急，影响范围有限，因而并无人表示异议，可今时已经不同。”徐宗仁听了想想解释道，“自战国以降，始皇称帝至入汉的数百年间，采用的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体制，即皇帝通过文法之吏来统御万民，由这些精通法律条例的吏员担当着处理国家事务的职责。”
“汉后，地方豪强权势日重，以吏治国以难以为继。汉武后儒学日重，士大夫阶层地位日益提高，逐步替代了豪强，开始进入仕途，侵夺了长吏之权，也就是官。而原本的文法之吏则地位逐步下降，成为各级官府的属吏，不再是秦制中独揽权力的角色。”
“此便是‘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的来历，自此治民事和治民心的分途，士、庶成为泾渭分明之始。自此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赵昺想想道。
“陛下所言正是。”徐宗仁点点头道，“因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渐渐被帝王不觉间倚为心膂。治民事之务的繁杂，那些高门世族不屑为之，便委以寒门士人打理，而因其出身寒门，仕进高官之路基本断绝，逐步形成了官愈尊，吏愈卑的风气。”
“南朝梁武帝时，对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制进一步细致地划分，六品以上重订九品共十八班，又称流内十八班；七品以下则为流外七班，近乎全部皆是各级官府的属吏官职，尽数由寒门士人担任，至此官与吏成为两个阶层。至隋唐始科举取士，唐官品分流内、流外，经考试可由流外官升到流内官，但入流仍需经吏部考核。但胥吏仍地位低下，以致流内八、九品官的三省主事，士大夫也拒绝担任，只因其有吏胥之名，士子皆以俦类为耻。”
赵昺听到这里心中渐渐明了，在中国古代，治人者叫吏，吏事君叫官，合在一起称“官吏”。简单地解释，负责任的是官，干实事的是吏，这和今天公务员分领导岗位和非领导岗位有点像。所以现代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觉得“官吏”是一个整体，其实这是种错觉。
现代大多数中国人在讨论公务员工资时，最爱提的就是宋、明，左手是宋高薪养廉，包龙图有千万年薪；右手是明没钱活命，海笔架都买不起肉吃。实际的问题是，大宋朝优容的是士大夫，指的是官；而明太祖定工资苛待的，仍然也是官。他们的工资体系和今天一个月赚两、三千块钱的普通公务员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不过是宋、明的小吏们。
而官吏身份的倒置也是由于政体的不断转变而形成的，战国至秦和西汉初形成的‘皇权——文吏’关系模式体制，由于地方势力的崛起而崩溃，被世家门阀取代，同时产生了士庶两个阶层。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以制度化的规定确认，不过官、吏的意识形态准备已经完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九品中正制的施行，制度上将士、庶划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阶层。
隋唐科举制的实施，打破了世家门阀制度，不但没有消除官、吏之间的界限，反而加强了两者间的界限，大部分吏职实际上是由流外官担任，享受的权益远远赶不上流内官，而地方州县的胥吏更是惨，连流外品都没有，只能被归为“杂任”。就是说，朝廷已经不认你是“官”了，至此官、吏分途正式完成。
赵昺也意识到自己的选官政策，却不是小小的变动，而是触及了自唐以来形成的官吏制度，侵害了士大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