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录取还有个加分制度，对部分学生应该有所照顾。
当下应节严所言也正是如此，现代的问题在宋代同样存在。宋代科举制度的设计初衷并非是为了公平，而是为了打破当时的世家大族的垄断，因此朝廷发布诏书明确规定各行各业均可参加科举考试。这使得前朝前代一直与仕途无缘的工商杂类子弟以及边关各地的士子也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只要有能力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被授予官职。
这意味着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基本上没有了出身门第的限制。据此可知，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面向整个地主阶级、甚至面向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以及工商杂类人员，这结束了士族大家长期把持仕途的局面，也就削弱了社会各领域中血统门第关系的作用，这也会激励大众百姓读书应举，改变人生，彰显了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
如此也加速了统治阶层的纵向流动，使以往政权由少数世家大族长期垄断的情形不再存在，科举出身的士人取而代之成为政治的核心，而他们往往是骤盛忽衰，不容易再形成以往门第那种可以延续好几百年的政治力量。世家大族已经无法再像唐代以前一样垄断仕途，仕宦之家再也不容易世代保持仕宦的身份，除非子孙能够世代不断地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优异，相对的布衣入仕的途径则宽广了很多。
随着人口的增加与士人阶层的扩大，科举考试竞争愈来愈激烈，问题也随之出现。首先就是地域差异，就人口而言，北宋时期人口北方要少于南方，采用统一的录取率南方人明显吃亏，尤其是江浙地区的举子们。但是当时的统治中心在北方，而随之起家功臣也多是北方人，为了照顾他们甚至还会指定录取的人数，而南方人也就只能忍着了。政权南移后，这种录取率不公的情况仍然没有改观，只是照顾对象换了而已。
再者财富的多少也渐渐影响到了科考的结果。就考生录取比例来看，考上进士的机会是相当小的，远胜于现代的高考，而要想在考试中出众，就必须花很长的时间作准备，不事营生。在这种情况下，富贵之家的子弟比较占优势，所以家庭的经济能力对于士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成败，也有很大的影响。
富有的家庭比较能够支持子弟接受较好的教育，也比较能够让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准备考试；甚至比较方便在考试中运用金钱来舞弊，譬如雇人代笔或买通办理考试事务的人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富家子弟在科举考试中显然比较占优势。
以致“业儒”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理想。也确实有许多家庭世代以士人为业，他们可能有祖先在经营产业富裕之后，开始重视子孙的教育；也可能有祖先曾经入仕，而子孙在科场失利，却仍然力求进取；也有些出身贫寒的士人家庭，虽然生活艰苦却依旧要保持士人的身份。其中许多士人家庭，同时拥有一些田产，田租的收入是支持他们读书的经济来源。
另外就是品官之家，他们不仅是社会上最富裕的阶层在某种程度之内还享有免除差役及科赋的特权，税、役负担既轻，财富累积自然容易。富与贵结合在一起，及第的机会也会大得多，因而阻塞了其他人上进之途。此外，宋代科举虽然没有‘加分’之说，但是官宦人家子弟却享有荫补的特权，他们不用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走入仕途。
荫补也称为恩荫或奏荐，凡是宗亲国戚，文武官员的子孙、亲属甚至门客，都有机会获授官职。这一项制度在汉、唐都有，宋代也继续沿用。恩荫授官的时机，比较常见的有在皇帝生日的时候，称为圣节荫补；有在三年一次的郊祀或明堂大礼的时候，称为大礼荫补或郊祀荫补，这是最主要的一种；有在中高级文武官员致仕的时候，称为致仕荫补；后妃、宗室、中高级文武官员去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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