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越听越觉得自己好像又被耍了，而且是被跨越古今的人们联手给耍了。他清楚无论什么时候，权力需要制约是对的，不能让有权者为所欲为。但是把宋朝之“分权与制衡”说得如何如何美好，以至于享有最高权力的帝王“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毕竟有些走火入魔。让他不能不怀疑现代那些歌颂宋朝的人另有所图，或是意有所指，否则怎么不会考虑这些冤案。
按说在宋朝的管理体系中，是以文抑武，又通过台谏体系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了强有力的制衡。但是赵昺发现在文天祥所言的数起冤案中，凡是为含冤受屈者鸣不平的，不论是台官，还是谏官，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倒是在构陷这些冤案过程中冲锋陷阵、充当打手的却有不少来自台谏，彼时他们投靠那些大权独揽的宰辅还来不及呢，怎会有心思去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强有力的制衡呢？
想到这些，又勾起了赵昺此前的怀疑，那所谓的‘祖宗家法’不能说是哪一位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体塑造出来、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非成文宪章，用以约束皇帝的行止和言行。现实也是如此，赵昺师傅们的教导，经筵上的那些大儒所讲，几乎都是在灌输这种思想。如今他更加笃定自己的判断，大宋的皇帝们之所以多数碌碌无为、怯懦又冲动，都是让士人们给教坏了，陷入了所谓的祖宗家法的禁锢中。
所以赵昺觉得前世有人说什么‘当宋代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往往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的说法存疑，不排除有些皇帝确实如此，尤其是仁宗皇帝，要不怎么会被树为仁君的楷模，他断定其基本就是被士人们洗脑了，否则做出了那么多的荒唐事，死后依然获得了仁的谥号，并被作为典型教育后边的继承者。
当然有些皇帝稍微强势一些，所谓的士大夫集团也就成了摆设，否则岳飞就不会死在绍兴十一年的那个除夕夜。当时高宗下令赐岳飞死于临安大理寺内，岳飞则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士大夫集团却未曾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可见在高宗眼里成文的尚且可以束之高阁废弃不用，何况是“非成文”的东西。
细思这样的冤案都可以制造得出来，又遑论其他呢？这让赵昺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宋朝历代出现权臣擅权的情况，多数是在考虑自己皇位安危的帝王支持下借以得逞的，有的权臣擅权，还僭用、窃用诸如御批、内批、诏书、圣旨等帝王的名义。他们要排斥异己，也都要给异己构陷一个反对当代帝王的罪名。
可见，这种“权臣擅权”，就像太后垂帘、宦官干政一样，正是皇权专制的衍生现象，却往往比君主专权之本身更为恶劣。且不难发现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得天下于小儿”，一直到现在自己这个小儿坐天下，在此三百余年中皆是赵氏的家天下，并未被他人所篡，从这个意义上说权臣擅权，亦只是皇权专制的大框架中断断续续出现的怪相。
如此说来，赵昺觉得文天祥说得很有道理，只要皇帝有些政治头脑，且不钻牛角尖，不偏听偏信就难以被心怀不轨者所利用，出现大臣专权之事。但是他依然不放心，虽然那些权臣没有能篡位成功的，他们却能通过操纵皇嗣废立来达到专权的目的，如今他也正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因此对‘济王赵竑案’更为关心，而其就是皇位继承斗争中的牺牲品……
赵竑，又名为赵均、赵贵和，曾先后被封为祁国公、济国公，还曾被立为皇子。其父是赵希瞿，并且历史上较为有名的宋太祖的第四个儿子秦王赵德芳是他的八世祖。他多次改名每次改都有着一定的缘由，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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