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虽有夸大，或是加入了自己的臆想，但是有些东西还是可信的。为此他收集了不少这类东西，一是从中查找些线索，二是解闷，就当猎奇故事消遣了。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名动一时的大人物，因此很多闲人的笔记记述了两人逸闻轶事。两人在朝辅政意识形态及文学风格的迥然不同，导致个人是非恩怨不断，所谓文人相轻，苏王犹烈。忆昔苏东坡刚参加制举时，锋芒毕露，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将其列为高第。而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却认为苏东坡的许多观点，与自己以前向皇上所上的万言书意见相左，便斥责苏东坡之文为全类战国文章。
二人的初次交锋，可谓带有火药味儿，王安石的做法明显是断苏轼入仕之途。而苏东坡任监官诰院时，主管官吏凭证文书的颁发，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行为非常不满，在对刘敞的祭文中予以隐约讥刺，后来更是竭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由此王安石十分恼怒，把苏东坡视为强敌，必欲与他逐出朝廷而后快，苏东坡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
熙宁二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欣赏其主张，当天接见后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而王安石则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担当此任。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未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
从政见上的相互排斥发展到卖弄学问调侃对方，这是二个大文士的习惯，见面相互挖苦、贬低成风。有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见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东坡当即反唇相讥道：“当初安石不正！”。二人峙才傲物，互不相让，由此可见全盘。
又有一次，王安石考虑到以前苏东坡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而力倡改革，想请他协助自己主张政见，王怀抱一线希望亲自拜访苏东坡。当时，苏在书房与几名青年学者讨论王的《字说》一书，王安石高兴地说：“这是老夫为补救许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吾以为认为‘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
不过到了徽宗年，蔡京掌权为了打击元祐派，将苏轼定为大反派，下令将凡是苏轼的书画、文章等相关物品全部销毁，私藏者论罪。导致赵昺在这里也断了片，搞不清两人的恩怨如何结局，今天听了两人还曾在一起喝酒吃鱼作诗，前时的好奇心又被勾起，想着眼前几位都算是学有所成的大儒，也许会知晓些两人前时之事。
“陛下，苏、王二人确实曾经交恶，相互排斥、相互贬低。但是毕竟以其文斗为主，时至晚年二人最终在政坛失意，经过反思之后皆认为是自身的嫉妒心造成二人彼时争斗的主因，在名利到头随烟而去，明心见性后双方都有了忏悔当初而赏识对方才华之心。”文天祥听了回答道。
“文相所言不错。在政见方面，王介甫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一代忠臣，当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被定罪候斩，性命危在旦夕，当时满朝异姓官员无一为苏东坡求情，其听说后从江宁上书神宗道：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终使得苏轼被释放，免于一死”。谢枋得言道，“而东坡先生对介甫的文章、学问及超人见解、办事果断等，非常佩服，曾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旧党复辟，众人想把变法全部推翻，苏轼一反常态坚持新法不可尽废。次年，当最后一条新法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抑止不住内心的苦痛，悲愤离世。时年苏轼已回朝，他在草拟的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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