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的职责范围，避免职能不清和职能交叉；二是根据你的职位确定你的权力，按照职位职责考核工作成效，按现在的话来说建立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申不害认为，你有你的职守，你的职责就是干好本职工作，超越职守就是越权，就是违法。他的职守类似我们今天说的管辖权，我们现在的管辖权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部门管辖，估计申不害当时也有这样的一套制度，界定每个层级、每个部门、每个区域的职权范围。申不害通过强化吏治，推行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但仍然没有能够善始善终。
赵昺觉得若是中国若是能沿着法制的道路走下去，也许中国的封建社会体制早就被打破，不会等到二十世纪，还是半封建社会形态了。而历史不容假设，在自汉武尊儒以来，儒教成了唯一的正统学说，孔子的一句话几乎成了论儒法利弊的至理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随着国人受儒礼熏陶已久，对法家误解越来越深深。法家更是被历代儒者描述为刻薄寡恩之流。
事实真的如此吗？法家真的那么坏，儒家真的那么好吗？其实此时的赵昺最清楚，对自己来说还是儒家好。为啥呢？从本质上说，儒家和法家的出发点都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两家也都企图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避免君王为所欲为。儒家给国君粘的紧箍咒是天道，君主要顺应天道，仁政爱民。而法家给国君戴上是法律的枷锁，君主要悬法而治、奉公去私。
如果你是一国之君，是要不傻，愿意用法家还是用儒家？相必多数人会选儒家，儒家把你吹捧为至圣先师，道德楷模，你不晕菜才怪，而儒家给你限制只是根伸缩性极强的松紧带。所谓的天道，也真有天知道，除非你犯了大逆不道的事，天道几乎不会管你的。
反观法家就不那么识趣了，法家说你皇帝也一样，不是什么真龙天子，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鱼虾而已。你能统治国家仅仅是因为你生得好，听到这你一定气晕了。更要命的是法家时时念着法律的紧箍咒，说法律不能随意修改，无论你高兴与否都要按法律办事，即使是不大不小的事也要依法办理，你要做守法的楷模。
想想用儒家，你可以恣意妄为，朝野上下都将你奉若神明，天天万岁喊着，好东西供着，放个屁都能被当做金言玉律；而法家不但不敬着你，还把你从神坛上拉下来，头顶上还悬着把法律的利剑，说不定哪天就会将你罢免。如此答案就简单了，这当然也就是为什么历代帝王选儒家的多，选法家的少的原因。
赵昺学了这么多年的儒术，清楚儒家的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崇高的道德追求和大同的社会理想，使社会与民众有了高远的目标。但作为治国之策却有着不足之处，其是性善论的理想主义者，是以至圣先师的言论作为行事的标准，把道德作为法律使用，也是引礼入法。
但是道德太过泛泛，比如要求公共汽车上必须给老幼让座，否则杀头，可是标准太高，一般人根本无法达到，于是伪善盛行，贿赂公行。翻翻几千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儒家治下除了伪善和人性扭曲之外，就是造假和贿赂公行。所以赵昺以为儒家只能作为个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却不是治国之术。而历代历代也是儒法之道杂行之，兴兵建国时实多为法家，守成多用儒家。
不过赵昺却尴尬了，他初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哪里懂得这些，又没有治国治军的经验，于是参照自己前世管理企业的模式管理部众，反倒暗合了循名责实的法治基础，使帅府上下形成了事事有人管，尽心尽责的行事作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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