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间道，偷袭南下从鄂州和江州之间渡江，金军在南宋初干过这样的事；另一个任务就是作为机动部队，见机增援淮西；平时则作为稳固长江防线的重要力量。
赵昺这一世还没有机会实地考察过荆襄地区，即便现在也只在长江口溜达了一圈，更不要说涉足荆襄，一切只能从各种前人笔记和他人口中得到所需的东西，因此更像是纸上谈兵。不过这会儿又没有飞机，更没有卫星地图，加上沧海桑田，一切与自己所知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也只能靠书本和自己脑补了。
以赵昺分析荆襄地区被宋人重视的有三个地点，襄樊、鄂州、江陵，其中最重要的是襄樊和鄂州，后两者在古代南北对峙的时期的战略位置尤其重要。时人在比较川蜀、荆襄和两淮时，多把荆襄看作是中枢，中脊，而把川淮视为两翼。而让他不大理解的是宋金大规模的战争多是在两淮，金军较少把南攻的主力放在荆襄方向。
但是把各个地区的舆图拼在一起就能明白襄樊和鄂州在长江军防中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首先两湖平原是南方重要的农业经济区，而襄樊正是江汉平原的北面门户，襄樊和其以南沿汉江沿线的城市，郢州、德安府、黄陂等构成长江和鄂州以北的防御支撑，襄樊有失，则江汉平原以北难守，鄂州更是便直接遭受到威胁。
赵昺也就明白了襄樊和长江北岸地区的失守，便如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将使北军得以顺江而下，直逼建康。且可沿江北迂回到黄、蕲、舒等州后方威胁淮西，如此一来整个淮东和淮西的防御将不攻自破，两淮的军队只能最后撤至长江南岸，困守建康一地，打破原来相持的平衡，转化为隔江对峙，使南方军队陷入全面被动。
此外，江汉平原同时是南宋的重要的经济区，当北军完成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其在经济力量方面会大为增强，此消彼长宋方的经济力量则会大为削弱，攻守及胜负的格局也就定了。
事实上元军即使在重庆的钓鱼城和两淮多次受阻，而当其一旦攻破襄樊和鄂州，四川和长江以北的战斗也就结束了，宋元决战的战场也转换到了建康以西，而且宋军想要翻盘则很难很难。所以赵昺觉得此战也证明了襄樊、鄂州存，则川蜀、两淮赖之而可得以安，荆襄失，则川陕、江淮难保的定律。
赵昺再将眼光放远些又从舆图上有了更多的发现，他觉得荆襄地区所防护的不仅是汉江和大别山以南的江淮地区，其实，宋金沿秦岭－淮河一线划界，边界并不在襄阳，而是在南阳盆地和大别山北麓，这一地区仍是宋军防护的前线，也就是说，汉江和大别山并非是南宋的第一道北方防御区域，应该向北再进一步。
这样一来，襄阳的位置的重要性就不仅仅限于身后的江汉平原了，而是向前延伸，在左侧保障汉江走廊的安全，即川陕战区沿汉江走廊与荆襄及江淮战区的联系，也能防止北军从武关道，通过南阳盆地西侧向汉江走廊迂回。同时，襄阳作为军事重镇的稳固，有利于南方力量控制南阳盆地，而南阳盆地对于经略中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依靠襄阳，争取在南阳盆地的主动，使荆襄战区在大别山北麓能够和淮西战区建立稳固的协防关系。
扩大了南宋荆襄与两淮防御的区域，并不仅仅被动地利用襄阳城和大别山的地形来防守，同时，优化了荆襄与两淮尤其是淮西的联防。所以，对南宋在襄阳以北，大别山以北的军事活动的意义不能忽视，襄阳以北军事活动的成效在于，分别从两侧加固了整个川陕和两淮战区，而且是三个战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荆襄战区的在当战事集中在川陕和两淮，尤其是淮西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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