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的一番话让众臣深以为是，江东可以说因太湖而兴。农业可以说是社会经济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耕地面积的扩大则是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靖康南渡，镇江、常州、无锡、平江府、秀州、杭州，既是高宗朝廷南逃路线，也是大批移民落脚定居的首选之地，以至随处都是“避寇渡江流移失业之民”。
两浙路和江南东路的东北部的移民迁入位居前列，而江南地区则以太湖流域的移民最为密集。大量移民涌入，一方面因为人口剧增而造成对耕地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耕地的量的扩大和质的提高，为农业高度集约化经营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
乾道中，政府以空名官诰补授官资的方式劝谕开耕两浙荒地；淳熙年间，孝宗继续采取蠲放苗税的政策，奖励“两浙民户将已业土山，施用工力开垦成田”。在政策鼓励和人口压力下，当地农民改造开发低洼地，垦殖草葑茭荡及退滩沙涂，耕植荒山土丘，在拓垦可耕土地的过程中，太湖流域的农民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理条件，发挥聪明才智，开辟各种途径，沙田、塘涂田、圩田、湖田、葑田等层出不穷，使可耕田亩有了可观的增长。
农田的激增又促使各种水利设施工程的开发，在各种水利工程综合效应下，太湖流域的农田建设大受惠益，成为宋代全国水利田最密集的区域，集约化农业的首善之区，成为天时、地力、人工的统一体。而粮食生产是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最主要的内容，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水平的主要标准。
太湖流域在宋代已实行了两熟制，这对提高更多利用效率，增加粮食产出数量，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两熟制有两种情况。其一是稻作两熟制。其二是稻麦两熟制。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太湖流域的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太湖地区普遍的亩产量在三石左右，少数上田可达五石，在全国是处于先进地位的，成为宋代最大的粮食产地。
而政府极为重视这一地区的粮食生产，所谓“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这里的丰歉也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粮食供应，“故岁一顺成，则粒米狼戾，允然有余”，米价也大幅回落；战争时期，太湖流域更是军粮的大宗征集地。尤其以平江府为代表，故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
总之，两宋时期的太湖流域，对可耕土地已经基本完成了地毯式的开发和垦辟，一系列普遍而适时的水利工程建设全面促成这一地区水利田的最终建成，这些都为当地农业的高度集约化经营提供了可能，并使其成为全国集约农业的样板地区。本地区举足轻重的粮食生产，又进一步的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不仅在当时全国各经济区域中引人注目，而且为太湖流域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
太湖流域在两宋时期始终是全国的桑蚕业中心。这里，蚕一年能够饲育八次，而“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寒”，天时地利人力都有利于桑蚕业的发展。仅杭州及其所属九县的夏税便纳绢九万五千余匹，绸四万五千匹，绫五千匹，绵五万四千两。
宋定都杭州后，杭州丝绸更是盛极一时，设绫锦院、文思院、染院等织造机构，雇工数千、织机数百，全国丝织行业的能工巧匠都聚集杭州，民间私营机坊也有长足发展。杭州城内呈现了机杼之声，比户相闻和都民女士，罗绮如云的盛况，所产丝织品有绫、锦、绢、罗、纱、绸等十多个品种。
每年政府合发和买绢达数十万匹之巨，可见杭州民间丝绸生产之盛。而丝绸产业的发达又带动了贸易的兴盛，加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提倡，促进了杭州丝绸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北向朝鲜半岛，东往日本，南与南洋诸国，通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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