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至秦岭的南宋半壁江山开始稳定下来，高宗派刘光世、韩世忠在建康、镇江置帅府，屯兵十万，加强了江淮一带军事防御力量。
赵构不顾大臣的反对，从建康前线返回临安后，也采用了“御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集岳飞等精兵镇压了杨么等农民起义。这样，南宋赵构统治集团在重重矛盾中初步稳定了它的统治。这是高宗第三次驻跸临安，就在这一年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最后定都临安。因为山河破碎，国耻未雪，爱国志士，总是未能忘情于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大业。终南宋之世的一百多年，大臣中时有移跸建康之议。
陆游在孝宗隆兴元年《上二府论都邑札子》大声疾呼：“某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吴尝都武昌，梁尝都荆渚，南唐尝都洪州（今南昌市），当时为计，必以建康距江不远，故求深固为地。然皆成而复毁，居而复徙，甚至遂至于败亡。相公以为此何者？天地造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也。车驾驻跸临安，处于权宜，本非定都；以形势则不固，以馈饷则不便，海道逼近，凛然常有意外之忧。”
陈亮也在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指出定都临安，弊病为多。他说：“夫吴蜀，天地之偏气也；钱塘，又吴之一隅也。当唐之衰，而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人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张形势而事恢复也。”
“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宴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栗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地。公将卿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唉，自己就是个背锅的！”现在不仅生米做成了熟饭，连锅都砸了，赵昺不但要替几位祖宗收拾烂摊子，还得设法不让他们曝尸荒野，不是背锅侠是什么。可想想他们吃喝玩乐一辈子，把腿儿一蹬嘛也没给自己留下，把他们的坟刨两下也没啥了不起的，而自己心里也好受了些。
赵昺现在琢磨了几天，自己是以护陵为名出兵，那必然要攻绍兴，但是杭州驻有重兵，两城相距不足二百里，骑兵增援星夜可至。所以这一仗要保绍兴必要歼灭杭州之敌，据险固守获得立足点，以保证皇陵的安全，否则他前脚走，后脚还得让给刨了。
不过绍兴周边虽有小山，但是要想凭此拒敌并不容易，且容易为敌所困。而周边的城池在蒙元侵入江南后便大肆拆毁城墙，皆被夷为平地。根据各路情报反馈，赵昺发现唯一可利用的似乎只有杭州城，不知道是因为城墙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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