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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以为这件事导致元廷理财派和儒臣派的暗中对抗转为了生死之斗，从而诱发了阿哈玛遇刺事件的发生。至元十九年三月，阿合马被汉人王著、高和尚刺杀。当时真金虽然与忽必烈一同在上都，但他认为真金仍然难逃干系，阿哈玛毕竟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大臣，真金即便没有明令制裁，也必定默许了此次刺杀行动，否则谁敢当着众臣的面，拿锤子将阿哈玛活活砸死啊！
事后忽必烈震怒，将王著、高和尚和留守大都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通通处死，阿合马死后，真金荐举支持汉法的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并告知其大胆对朝廷体制进行改革，自己做他的后盾。与此同时又大量起用汉儒以为后盾，中书省以何玮为参议，徐琰为左司郎中，又征召潞州的杨仁风、东平的马绍，并任用杨恭懿到中书省议事，命卫辉总管董文用练达官政，与杨恭懿同调入中书省中。
赵昺一直抗拒儒士们的教导，就是因为担心自己被他们‘教坏’了，因为他懂得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这些士人做事有激情，有担当不假。但是也太过理想化，行事往往不切实际，且十分偏激，看人看事都是非白即黑。而到了关键时刻又犹豫不决，导致错失良机。
这个时期正是察必皇后病逝，忽必烈陷入消沉中，酗酒无度，对政务倦怠，按说正是他们儒法派借机培植实力，闷声发财的机会。实际上真金又做了些什么呢？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众人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和礼霍孙主要完成了这么几项重大任务：一、查处阿合马的罪行，籍没阿合马家财；二、起用汉人旧臣；三、改善吏治。
见其这么做，赵昺都替真金着急，阿哈玛已经死了，又何必急着‘鞭尸’，是想证明自己正确，还是欲证明阿哈玛错了呢？如此虽然抄了些家财，也让忽必烈将阿哈玛从坟里刨出来剁碎了喂狗，但是其在政治上已经失分。他分析忽必烈如此愤怒，多半不是因为气自己眼瞎，而是怪自己的儿子太不懂事，从而以此泄愤，同时表达自己的不满。
另外，赵昺认为真金做事分不出轻重，虽说以整顿吏治作为起用汉臣的借口也是培养班底的措施，但还为时过早，只会引发其与蒙古旧臣的对抗，而这些人可都是功勋卓著，手握兵权，对其能否继位有着话语权的实权派。因此在登基之前要做的不是得罪他们，而是要收为己用，以便保证自己能顺利继承汗位。
而真金最不该是居然忽视了忽必烈的想法，其起用理财派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所以真金打倒了阿哈玛后，这时的首要工作也应是‘敛财’。但是，真金没有那么做，反而利用汉臣们实施所谓的‘仁政’，结果是成全了自己的仁名，却忽略忽必烈的想法，结果是什么用脚丫子都能想得到。一个不能领悟自己意图，与自己政见相左的儿子不是一个好的继承人。
真金政治上短视也就罢了，最离谱的是错估了形势。他太看重自己太子的身份了，却没有想过自己一日没有继承汗位，那么他就仍然只是一枚棋子，即便已经参与朝政也无左右朝政的权力，而大权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乃父手中，随时可以剥夺给予其的权力，这也导致他一再犯错。
就在去年，真金在不断推动汉化政策的同时，他还要求蒙古国子生学习汉文，对其只学蒙古文不以为然，又在十月通过和礼霍孙奏请开设科举，不过没有成功。而忽必烈对理财派的念念不忘和对其的失望之下，于十一月任用汉族商人卢世荣理财，同时新任正宫南必皇后颇有干政的迹象，这又为真金与汉臣所不满。
在发现自己有失宠的苗头后，赵昺觉得自己若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即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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