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经在中国经商、游历的西方人也会将见闻带回自己的国家，想想曾经写出《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在这时候定还在大元朝的地盘上到处溜达呢！
元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却有很多互通性，究其原因，西方文化的产生正是受了马可波罗游记的刺激，欧洲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均与马可波罗游记密切相关。但是中国汉文化对元朝文化的全盘否定，直到近代西学东渐，人们等于又把元朝那套东西捡了回来，可以说历史和中国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但终归还是被汉民族的文化所融合。
不过元朝对汉民族的残酷压迫是不容置疑的。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
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庙里的关老爷都给换了把木刀。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在元朝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汉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岗”，以防生变。
对士人除了长久间不再开科，断了士人进入仕途的路径外，蒙古人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般的灭金亡宋，自然将作为执政主体的士人为无用，待如奴隶，甚至在行业大排名中将他们几与乞丐同列，九儒十丐成了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的最好注脚，还让他们落了个传于后世的‘臭老九’之名。
但赵昺也从来琼的士子们的言语中也听出了弦外之音。蒙元占据江南后，忽必烈很快下令废除宋经制总制等苛捐杂税一百多项，并多次下诏减免全国或是地方的地税和地租，可谓是广施仁政。老百姓图的是什么啊，不就是安居乐业，衣食富足，至于谁当皇帝却并非十分在意。江南的士民于是从亡国之后的游移、徘徊、观望态度，敌意逐渐消除，渐渐走向拥护元朝的立场。
所以说这次上千士子归朝，看着风光热闹，可此次他们在报纸上投送的文章中少有披露元廷暴政，反应抗击鞑子的文章，多是些取笑蒙人不同的生活习俗及抹黑他们陋习的插科打诨。说明仅仅几年时间就已经将国仇家恨淡忘了，若非蒙元做的太过，使得士人们再难施展‘抱负’，说白了没有了当官的通路。听说行朝开科才不远千里来碰碰运气，说不定还能金榜题名。即便落榜说不定皇帝开恩，也会赏个功名。
此时赵昺不敢说这些士子都有这种侥幸心理，但是他以为也不会在少数。对于这种心情赵昺十分理解，毕竟遭此巨变，人的心理有些波动太过正常，曾经效忠的君王投降了，十年寒窗为之奋斗的目标不见了，被视为蛮夷的鞑子却成了国家新的主人，不免失落、彷徨，不知何去何从。
赵昺记起两句诗“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这两句诗出自十六岁少年夏完淳的《自叹》，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末清初的革鼎交替之时，与当下何其相似。该诗作于顺治三年，其时夏完淳的父亲允彝已于上年八月投水自尽，他的嫡母盛氏也出家为尼，剩下他和生母陆氏相依为命，四处漂泊，颇道出了他内心的彷徨。
从关内汉人的角度看，明清易代，乃家国奇变。对深受儒学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要承受社稷倾覆、制度崩坏所造成的流离之苦和心理恐惧，又要忍受蛮族武力镇压下，不得不变发易服、投诚效顺的精神屈辱。这让很多人陷入了不知所从的精神困境。
不过这次局势的变化之快，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江南士人们很快发现，可供自己考虑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许多选择都是仓促之间做出的。虽然结果不外乎生死两途，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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